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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大兵團作戰中，箝制、阻擊方向集中想當大的兵力；有時大於主攻戰場，淮海戰役第二階段就是這樣。箝制、阻擊戰場不僅直接保障主攻戰場，而且關係到戰役下一階段的發展，稍有失誤，便會給全局帶來難以預料的結果。淮海戰役第二階段，我箝制、阻擊敵人一個剿總指揮部、五個兵團，兵力約40餘萬人，距主攻戰場最近只有五六十公里，其對全局的影響是可以想見的。
第三，我們要在幾個方向作戰，加之情況複雜多變，特別是徐州的敵人全力突圍，作戰方式立即由箝制、阻擊轉換為追擊、合圍，這些都大大加重了指揮員臨機處置的難度。
在第二階段，華野部隊因部署多次調整及轉移使用兵力，作戰行動很緊張。華野共16個縱隊，先後歸中野直接指揮參加殲擊黃維兵團的有7、13、魯縱及特縱主力共五個縱隊；另以五個縱隊擔負阻擊李延年、劉汝明，保障中野側背安全，並作為戰役預備隊；而追擊合圍杜聿明時最大使用兵力為十一個縱隊。這不僅可以看出轉移使用兵力之頻繁，也可以看出當時兵力使用已達到極限了。我各縱都很出色的完成了任務。
六、當有人問到戰役第三階段情況時，粟裕說：
戰役到了第三階段，形勢就完全明朗了。我軍已占絕對優勢，杜聿明成了瓮中之鱉，絕對逃不脫被全殲的命運。問題是從全局來看，什麼時候發動總攻為有利。中央一度要我們圍而不攻，目的是為了穩住傅作義，不使其海運南撤。再就是對饑寒交困中被圍之敵，進行瓦解工作，以儘可能地減少我軍的傷亡，以最小的代價來換取總攻的勝利。這對我軍保存更多的骨幹，使之在渡江南下作戰中發揮作用也有重要意義。
杜聿明被圍後，開始突擊了三天，我們頑強阻擊，緊縮包圍。大約到了第四天，他就軟下來，第五天就更軟了，第六、第七天就沒有勁了。坦克也用盡汽油了。他們同我們對峙起來。我們把敵人的包圍圈越縮越緊。敵人靠空投汽油，空投饅頭、大餅、大米。可是敵人的戰場越來越縮小，開始大部分物資空投在敵人範圍內，以後是一部分物資空投到敵人那裡，最後只是一小部分投到敵人那裡，大部分投到我們陣地範圍來了。敵人饑寒交迫，把麥苗、樹皮、馬皮等一切可以吃的東西都吃光了，為了爭搶空投物資，竟致互相殘殺。
我們的形勢越來越有利。敵人的士兵在他們那兒士氣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們這邊，馬上可以打仗。我們實行即俘即教即戰的政策，非常成功。淮海戰役開始，華野為36.9萬人，戰役過程中傷亡10.5萬人，這中間除整補了幾個地方團外，補進的主要是解放戰士。我們有完善的後勤保障。後方黨政軍民全力以赴，使戰爭支持了兩個月。我曾經說過，華東的解放，特別是淮海戰役的勝利，離不開山東民工的小推車和大連生產的大炮彈。淮海戰役時，我們不僅自己有吃的，還可送給敵人去吃。敵人被包圍了，我們每天晚上送大米飯、饃饃，送到陣地前面，第二天早上喊話。開始敵人不敢來吃，怕我們打槍，後來見我們並不打槍，就來了。每天早晨來搶飯吃，越來越多了。就這樣被我們從政治上瓦解了不少。我軍包圍敵人一個多月，斃傷、瓦解了敵人十來萬人。
最後，我們對杜聿明的包圍圈越來越小了，到了1月6號那天總攻擊的時候，他還有十多萬人，我們只用了四天就全部解決了。
解放戰爭以來，敵人突圍沒有一次突好過。每次突圍都是失敗。一突，士氣就突掉了。這次杜聿明也不例外，三十萬人突圍也是失敗了。
七、粟裕還順便談到敵方的指揮，他說：
敵人犯錯誤是淮海戰役取得勝利的客觀因素。戰役開始前，敵人對我軍的戰略意圖並無所知，對我軍主力的攻擊矛頭指向何方，模糊一片，曾一度想撤離徐州。戰役開始後，敵人沒有估計到我們會同他們決戰，仍然以舊眼光看我們，以為打一仗就會停一停。敵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同我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打算的。戰役開始後，敵人著著被動，部署錯亂，終至完全失敗。
從敵人的失敗，我們可以看出蔣介石這個人很“小氣”，他有一個怪脾氣，你要他一點，他連半點也不給你，如果你拿下了他的大的呢？他連小的也不要了。這次淮海戰役，他又很小氣。開始捨不得丟44軍，黃百韜在新安鎮等待連雲港撤來的44軍，結果，黃百韜陷入重圍。黃百韜陷入重圍以後，他又捨不得丟黃百韜，不但派邱清泉、李彌來救，還派黃維來救，結果，黃百韜沒有得救，黃維又被包圍了。他又讓杜聿明來救黃維。結果黃維沒有得救，又丟了杜聿明的三個兵團。
杜聿明只能打勝仗，不能打敗仗；只能在有利條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條件下打仗。他在印緬作戰時，有美國的供應，出過風頭。在東北時，有火車、輪船、飛機源源供應。但這次被我們包圍在永城地區，突不出，守不住，被我們全部殲滅。
第5軍邱清泉，一直是華野尋殲的對象。5軍戰鬥力比74師稍差，與18軍不相上下，各有所長。邱清泉好打滑頭仗，跟友鄰關係不好。這次解決他沒有遇到多大的困難。
粟裕夫人為《粟裕戰爭回憶錄》（遺作）所寫的後記
編後記
粟裕同志的遺著《粟裕戰爭回憶錄》即將付排，面對這一摞摞的稿紙，我的心情難以言喻。
粟裕同志決心寫戰爭回憶錄是在“四人幫”最後一跳的一九七六年夏。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對出現在軍事領域內的形上學、唯心主義等傾向即有不滿。他說，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靈魂是唯物辯證法，把毛澤東軍事思想歸結為幾條固定的公式，把錯綜複雜的戰爭進程表述為高明的指揮者早就規劃好的，並以這些觀點來教育下一代，打起仗來是會害死人的。當時他處於逆境。一九五八年在所謂“反教條主義”中，他受到錯誤的批判，由總參謀長調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他不計個人得失，顧全大局，堅韌不拔，積極協助葉劍英元帥開拓軍事學術研究。我的頭腦很簡單，有一次我對他說，你既對現有的一些材料不滿意，何不把自己親身經歷的戰爭體會寫出來。以後我又幾次說起，每次他都默默不答。
十年動亂期間，他一直受總理的保護，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做點工作。一九六九年冬的一個夜晚，他回到家中激動地對我說：總理找我個別談話，總理說：“你現在已回不了部隊，你就在我身邊、在國務院做點工作吧！”我說：“我打了一輩子的仗，不會做地方工作。”總理說：“不會做，可以學嘛！”我請求總理替我向毛主席報告，一旦打起仗來，我還要上前線！總理立即答應我。並說：“那當然”。一九七○年四月，周總理給了他一次沿我國北部邊界視察的機會。他在五十天內，乘坐吉普車，沿邊界荒漠地區，行程五千餘公里。他親自察看地形、工事、哨所、兵營，找各級指戰員交談，召開座談會。他親跟見到我軍的軍事思想、國防建設受到形上學、唯心主義、極“左”思cháo的玻壞，同時也了解到許多指戰員的心聲。回京後，他向周總理作了口頭匯報。周總理說：“我同意你的觀點。”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革命集團垮台了，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對未來戰爭的一些想法報告中央、中央軍委。由於他的不少觀點同當時占統治的觀點相對立，執筆的同志出於好意，遲遲不敢落筆。他得知後決定自己動手，他口述，要我作記錄。我心情緊張，抱後腿說：“你這是何苦，難道你為直言而吃的苦頭還不夠麼！”他嚴肅而又激動地責備我說：“戰爭是要死人的！我是一個革命幾十年、打了一輩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對新的形勢，看不出問題；或者不敢把看出來的問題講出來，一旦打起仗來，就會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價。而我們這些老兵就會成為歷史的罪人。”我為他的革命精神所教育，再也沒有干擾他。以後他還陸續寫過一些報告。然而，當的“四人幫”仍占統治，他的報告不可能有任何結果。
一九七五年十月，他在多次發作心臟病的基礎上突患心包炎、胸膜炎、肝炎。脫險後，一九七六年一月，又一次發作心肌梗塞。夏季，重病初愈，對當時的形勢極度憂慮和悲憤。有一天，他對我說：“你多次希望我把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戰役、戰鬥寫出來，但我從來不準備寫。現在，我鄭重地考慮了，決心寫。這也許是現情況下我能夠為黨做的一點工作了。”他說：“我也考慮到了，即使寫成了，不一定能出版。那不要緊，留給家人、兒孫們當故事看看也是好的。”他又說：“我將主要地寫戰役、戰鬥的背景，作戰方針的形成，戰場形勢的演變以及我個人在當時形勢下所作的若干考慮，以求能如實地反映一個戰役指揮員是怎樣去認識和掌握戰爭規律以奪取勝利或者導致失敗的。我這樣寫，可能會受到有些人的非議，但我沒有別的辦法，因為離開戰爭指揮者的種種思考去寫戰役、戰鬥，就是死的；最多也只能算是戰鬥詳報，而我沒有辦法去寫其他指揮者們的具體思考。”他為我們規定整理材料的指導思想說：要寫，就要堅持實事求是，按歷史的真實來寫。時間隔得很久了，你們要對我的回憶找有關材料核實。至於觀點，我歡迎你們參加討論，提出意見，但是最後還要按我所認識的程度來寫。這就是實事求是和文責自負。
第三，我們要在幾個方向作戰，加之情況複雜多變，特別是徐州的敵人全力突圍，作戰方式立即由箝制、阻擊轉換為追擊、合圍，這些都大大加重了指揮員臨機處置的難度。
在第二階段，華野部隊因部署多次調整及轉移使用兵力，作戰行動很緊張。華野共16個縱隊，先後歸中野直接指揮參加殲擊黃維兵團的有7、13、魯縱及特縱主力共五個縱隊；另以五個縱隊擔負阻擊李延年、劉汝明，保障中野側背安全，並作為戰役預備隊；而追擊合圍杜聿明時最大使用兵力為十一個縱隊。這不僅可以看出轉移使用兵力之頻繁，也可以看出當時兵力使用已達到極限了。我各縱都很出色的完成了任務。
六、當有人問到戰役第三階段情況時，粟裕說：
戰役到了第三階段，形勢就完全明朗了。我軍已占絕對優勢，杜聿明成了瓮中之鱉，絕對逃不脫被全殲的命運。問題是從全局來看，什麼時候發動總攻為有利。中央一度要我們圍而不攻，目的是為了穩住傅作義，不使其海運南撤。再就是對饑寒交困中被圍之敵，進行瓦解工作，以儘可能地減少我軍的傷亡，以最小的代價來換取總攻的勝利。這對我軍保存更多的骨幹，使之在渡江南下作戰中發揮作用也有重要意義。
杜聿明被圍後，開始突擊了三天，我們頑強阻擊，緊縮包圍。大約到了第四天，他就軟下來，第五天就更軟了，第六、第七天就沒有勁了。坦克也用盡汽油了。他們同我們對峙起來。我們把敵人的包圍圈越縮越緊。敵人靠空投汽油，空投饅頭、大餅、大米。可是敵人的戰場越來越縮小，開始大部分物資空投在敵人範圍內，以後是一部分物資空投到敵人那裡，最後只是一小部分投到敵人那裡，大部分投到我們陣地範圍來了。敵人饑寒交迫，把麥苗、樹皮、馬皮等一切可以吃的東西都吃光了，為了爭搶空投物資，竟致互相殘殺。
我們的形勢越來越有利。敵人的士兵在他們那兒士氣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們這邊，馬上可以打仗。我們實行即俘即教即戰的政策，非常成功。淮海戰役開始，華野為36.9萬人，戰役過程中傷亡10.5萬人，這中間除整補了幾個地方團外，補進的主要是解放戰士。我們有完善的後勤保障。後方黨政軍民全力以赴，使戰爭支持了兩個月。我曾經說過，華東的解放，特別是淮海戰役的勝利，離不開山東民工的小推車和大連生產的大炮彈。淮海戰役時，我們不僅自己有吃的，還可送給敵人去吃。敵人被包圍了，我們每天晚上送大米飯、饃饃，送到陣地前面，第二天早上喊話。開始敵人不敢來吃，怕我們打槍，後來見我們並不打槍，就來了。每天早晨來搶飯吃，越來越多了。就這樣被我們從政治上瓦解了不少。我軍包圍敵人一個多月，斃傷、瓦解了敵人十來萬人。
最後，我們對杜聿明的包圍圈越來越小了，到了1月6號那天總攻擊的時候，他還有十多萬人，我們只用了四天就全部解決了。
解放戰爭以來，敵人突圍沒有一次突好過。每次突圍都是失敗。一突，士氣就突掉了。這次杜聿明也不例外，三十萬人突圍也是失敗了。
七、粟裕還順便談到敵方的指揮，他說：
敵人犯錯誤是淮海戰役取得勝利的客觀因素。戰役開始前，敵人對我軍的戰略意圖並無所知，對我軍主力的攻擊矛頭指向何方，模糊一片，曾一度想撤離徐州。戰役開始後，敵人沒有估計到我們會同他們決戰，仍然以舊眼光看我們，以為打一仗就會停一停。敵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同我軍進行戰略決戰的打算的。戰役開始後，敵人著著被動，部署錯亂，終至完全失敗。
從敵人的失敗，我們可以看出蔣介石這個人很“小氣”，他有一個怪脾氣，你要他一點，他連半點也不給你，如果你拿下了他的大的呢？他連小的也不要了。這次淮海戰役，他又很小氣。開始捨不得丟44軍，黃百韜在新安鎮等待連雲港撤來的44軍，結果，黃百韜陷入重圍。黃百韜陷入重圍以後，他又捨不得丟黃百韜，不但派邱清泉、李彌來救，還派黃維來救，結果，黃百韜沒有得救，黃維又被包圍了。他又讓杜聿明來救黃維。結果黃維沒有得救，又丟了杜聿明的三個兵團。
杜聿明只能打勝仗，不能打敗仗；只能在有利條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條件下打仗。他在印緬作戰時，有美國的供應，出過風頭。在東北時，有火車、輪船、飛機源源供應。但這次被我們包圍在永城地區，突不出，守不住，被我們全部殲滅。
第5軍邱清泉，一直是華野尋殲的對象。5軍戰鬥力比74師稍差，與18軍不相上下，各有所長。邱清泉好打滑頭仗，跟友鄰關係不好。這次解決他沒有遇到多大的困難。
粟裕夫人為《粟裕戰爭回憶錄》（遺作）所寫的後記
編後記
粟裕同志的遺著《粟裕戰爭回憶錄》即將付排，面對這一摞摞的稿紙，我的心情難以言喻。
粟裕同志決心寫戰爭回憶錄是在“四人幫”最後一跳的一九七六年夏。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對出現在軍事領域內的形上學、唯心主義等傾向即有不滿。他說，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靈魂是唯物辯證法，把毛澤東軍事思想歸結為幾條固定的公式，把錯綜複雜的戰爭進程表述為高明的指揮者早就規劃好的，並以這些觀點來教育下一代，打起仗來是會害死人的。當時他處於逆境。一九五八年在所謂“反教條主義”中，他受到錯誤的批判，由總參謀長調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他不計個人得失，顧全大局，堅韌不拔，積極協助葉劍英元帥開拓軍事學術研究。我的頭腦很簡單，有一次我對他說，你既對現有的一些材料不滿意，何不把自己親身經歷的戰爭體會寫出來。以後我又幾次說起，每次他都默默不答。
十年動亂期間，他一直受總理的保護，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做點工作。一九六九年冬的一個夜晚，他回到家中激動地對我說：總理找我個別談話，總理說：“你現在已回不了部隊，你就在我身邊、在國務院做點工作吧！”我說：“我打了一輩子的仗，不會做地方工作。”總理說：“不會做，可以學嘛！”我請求總理替我向毛主席報告，一旦打起仗來，我還要上前線！總理立即答應我。並說：“那當然”。一九七○年四月，周總理給了他一次沿我國北部邊界視察的機會。他在五十天內，乘坐吉普車，沿邊界荒漠地區，行程五千餘公里。他親自察看地形、工事、哨所、兵營，找各級指戰員交談，召開座談會。他親跟見到我軍的軍事思想、國防建設受到形上學、唯心主義、極“左”思cháo的玻壞，同時也了解到許多指戰員的心聲。回京後，他向周總理作了口頭匯報。周總理說：“我同意你的觀點。”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革命集團垮台了，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對未來戰爭的一些想法報告中央、中央軍委。由於他的不少觀點同當時占統治的觀點相對立，執筆的同志出於好意，遲遲不敢落筆。他得知後決定自己動手，他口述，要我作記錄。我心情緊張，抱後腿說：“你這是何苦，難道你為直言而吃的苦頭還不夠麼！”他嚴肅而又激動地責備我說：“戰爭是要死人的！我是一個革命幾十年、打了一輩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對新的形勢，看不出問題；或者不敢把看出來的問題講出來，一旦打起仗來，就會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價。而我們這些老兵就會成為歷史的罪人。”我為他的革命精神所教育，再也沒有干擾他。以後他還陸續寫過一些報告。然而，當的“四人幫”仍占統治，他的報告不可能有任何結果。
一九七五年十月，他在多次發作心臟病的基礎上突患心包炎、胸膜炎、肝炎。脫險後，一九七六年一月，又一次發作心肌梗塞。夏季，重病初愈，對當時的形勢極度憂慮和悲憤。有一天，他對我說：“你多次希望我把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戰役、戰鬥寫出來，但我從來不準備寫。現在，我鄭重地考慮了，決心寫。這也許是現情況下我能夠為黨做的一點工作了。”他說：“我也考慮到了，即使寫成了，不一定能出版。那不要緊，留給家人、兒孫們當故事看看也是好的。”他又說：“我將主要地寫戰役、戰鬥的背景，作戰方針的形成，戰場形勢的演變以及我個人在當時形勢下所作的若干考慮，以求能如實地反映一個戰役指揮員是怎樣去認識和掌握戰爭規律以奪取勝利或者導致失敗的。我這樣寫，可能會受到有些人的非議，但我沒有別的辦法，因為離開戰爭指揮者的種種思考去寫戰役、戰鬥，就是死的；最多也只能算是戰鬥詳報，而我沒有辦法去寫其他指揮者們的具體思考。”他為我們規定整理材料的指導思想說：要寫，就要堅持實事求是，按歷史的真實來寫。時間隔得很久了，你們要對我的回憶找有關材料核實。至於觀點，我歡迎你們參加討論，提出意見，但是最後還要按我所認識的程度來寫。這就是實事求是和文責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