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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100萬人口的城市，可能出現一座適合1000萬人口的超級巨大美術館，開館之後，像皇陵一樣空蕩安靜，既無能力購買藏品，也無能力管理經營。既不懂得如何吸引遊客，更沒概念怎麼提升市民的美學素養。雨水，漸漸滲進來，牆壁開始發霉。
一個歷史古鎮，可能由旅遊局主導，大事開發，填土、造景、設纜車、建旅館、砌橋鋪路開餐廳，而文化的質感和歷史的內涵徹底犧牲，一直到古蹟古鎮完全“死亡”為止。殺雞取卵的方式，文化成為無知無識的官員的祭品。
以推動觀光文化為藉口，興建一個又一個國際機場，而當地可能沒有任何文化資源吸引觀光客。機場建好了，就變成最好的放風箏的廣場。雜草很快地占據了機坪。
政府更可能以國家形象為口號，爭取國際知名建築師來設計各式各樣的地標建築，或者利誘國際美術館來本地開美術館連鎖店，看起來轟轟烈烈。但是，建築師競相獻技，張牙舞爪盡情表達個人性格，他的建築如何尊重本地人的歷史情感?如何與這個城市的人文肌理和諧共處?抱歉，那不是他考慮的問題。高價的建築，華麗的美術館，都是看得見的政績，但是你問那主事者：你究竟如何讓建築美學在本土生根，如何深化藝術教育，如何培養出將來的本國的藝術大師?計劃拿出來!
不知道。沒人談。
體育館、音樂廳、大劇院、美術館這些看得見的工程，近十年來成為亞洲城市彼此競爭的項目。上海的世博規劃、北京的奧運計劃、香港的西九龍正在進行;新加坡完成了濱海藝術中心緊接著籌劃美術館;台灣在規劃流行音樂中心。有建築魅力的大型文化設施成為21世紀城市認為最能為自己的身份贏得地位的投資，而西方的藝術掮客，譬如古根海姆，就來到亞洲到處兜售自己的連鎖店招牌。
可是，建一棟藝術中心和建一座污水處理廠或是一個百貨大樓畢竟是不一樣的。任何一件文化工程的背面都牽動著一個城市靈魂深處的東西―――它的歷史情感、文化認同，以及人民對未來的共同夢想，願景。任何國際知名、高價高貴的硬體建築也無法取代靜水流深的人才培育和國民美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當我們把資源全付給了表面的誇張，我們還剩下什麼給那深層的，真實的，民族所真正需要的文化建設呢?
文化建設當作升官成本，文化設施看作水泥施作，人的情感，就埋在那水泥之下了。沒錯，盲目建設，不如沒有建設。
未被“奴役過”的文化
在韓國文化產品堂堂進入全球市場，一片紅火的時候，我發現解釋文化政策的必要性不再那麼困難──你看，他們是因為有了配套的文化產業政策，才會那麼成功。很可能，其他政府會急起直追：各行各色的文化獎勵條例和產業扶植計劃會出籠。文化，被理解為“產業”，也馬上要被當作“產品”來被政府“刺激生產”，做“國際行銷”。文化產業可能比大樓大廈的單純硬體要進步一點，但是，把文化簡化為“產業”和“產品”，理解為“商品”──它的前途又如何呢?
很少人會注意到，韓國眼前的成功，並不是因為他們制定了多少條的文化產業條例，而是另一個更關鍵的東西。韓國旅遊發展局的局長在接受《亞洲周刊》訪問的時候，這樣解釋韓國現象：“文化產業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人們認定的政策方向去發展。韓國依靠人的智能、創意和努力，在文化內容上增加新的因素。上世紀60年代韓國實現民主化的同時，也實現了工業化之後的文化產業化。民主化排除了對創作題材的制約，讓文化人放手去寫作、拍攝，產業化也確保了文化資本和人力，這樣韓國的文化產業才能闊步發展。”
這是一個有頭腦的文化官員。韓國文化產業的成功的第一個因素，不是文化政策的技術操作，不是“產業化”，而是“民主化”。因為民主，因為政治的鬆綁，人民的創意得以抒發釋放，想像力不再有禁區和警戒圍籬，文化內容上不斷出現新意，因此才有文化產業可言。換句話說，沒有民主化的前提，沒有人民的創意，任何偉大的產業計劃，任何精明的行銷操作，也救不了的。
中國著名演員張國立要求限制韓劇在中國的播放，理由是，“中國在歷史上曾被入侵過，但文化上卻從未被奴役過，如果我們的電視台、我們的媒體，整天只知道播放韓劇，這跟漢奸有什麼區別?”他的焦急可以理解，這種為自己文化受到威脅而發的焦急，法國人特別強;但是，問題的癥結，可能不在韓劇吧。
我們的文化“從未被奴役過”?是嗎?那麼，沒被“奴役過”的文化，就拿出13億人的創意來和別人比
一個歷史古鎮，可能由旅遊局主導，大事開發，填土、造景、設纜車、建旅館、砌橋鋪路開餐廳，而文化的質感和歷史的內涵徹底犧牲，一直到古蹟古鎮完全“死亡”為止。殺雞取卵的方式，文化成為無知無識的官員的祭品。
以推動觀光文化為藉口，興建一個又一個國際機場，而當地可能沒有任何文化資源吸引觀光客。機場建好了，就變成最好的放風箏的廣場。雜草很快地占據了機坪。
政府更可能以國家形象為口號，爭取國際知名建築師來設計各式各樣的地標建築，或者利誘國際美術館來本地開美術館連鎖店，看起來轟轟烈烈。但是，建築師競相獻技，張牙舞爪盡情表達個人性格，他的建築如何尊重本地人的歷史情感?如何與這個城市的人文肌理和諧共處?抱歉，那不是他考慮的問題。高價的建築，華麗的美術館，都是看得見的政績，但是你問那主事者：你究竟如何讓建築美學在本土生根，如何深化藝術教育，如何培養出將來的本國的藝術大師?計劃拿出來!
不知道。沒人談。
體育館、音樂廳、大劇院、美術館這些看得見的工程，近十年來成為亞洲城市彼此競爭的項目。上海的世博規劃、北京的奧運計劃、香港的西九龍正在進行;新加坡完成了濱海藝術中心緊接著籌劃美術館;台灣在規劃流行音樂中心。有建築魅力的大型文化設施成為21世紀城市認為最能為自己的身份贏得地位的投資，而西方的藝術掮客，譬如古根海姆，就來到亞洲到處兜售自己的連鎖店招牌。
可是，建一棟藝術中心和建一座污水處理廠或是一個百貨大樓畢竟是不一樣的。任何一件文化工程的背面都牽動著一個城市靈魂深處的東西―――它的歷史情感、文化認同，以及人民對未來的共同夢想，願景。任何國際知名、高價高貴的硬體建築也無法取代靜水流深的人才培育和國民美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當我們把資源全付給了表面的誇張，我們還剩下什麼給那深層的，真實的，民族所真正需要的文化建設呢?
文化建設當作升官成本，文化設施看作水泥施作，人的情感，就埋在那水泥之下了。沒錯，盲目建設，不如沒有建設。
未被“奴役過”的文化
在韓國文化產品堂堂進入全球市場，一片紅火的時候，我發現解釋文化政策的必要性不再那麼困難──你看，他們是因為有了配套的文化產業政策，才會那麼成功。很可能，其他政府會急起直追：各行各色的文化獎勵條例和產業扶植計劃會出籠。文化，被理解為“產業”，也馬上要被當作“產品”來被政府“刺激生產”，做“國際行銷”。文化產業可能比大樓大廈的單純硬體要進步一點，但是，把文化簡化為“產業”和“產品”，理解為“商品”──它的前途又如何呢?
很少人會注意到，韓國眼前的成功，並不是因為他們制定了多少條的文化產業條例，而是另一個更關鍵的東西。韓國旅遊發展局的局長在接受《亞洲周刊》訪問的時候，這樣解釋韓國現象：“文化產業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人們認定的政策方向去發展。韓國依靠人的智能、創意和努力，在文化內容上增加新的因素。上世紀60年代韓國實現民主化的同時，也實現了工業化之後的文化產業化。民主化排除了對創作題材的制約，讓文化人放手去寫作、拍攝，產業化也確保了文化資本和人力，這樣韓國的文化產業才能闊步發展。”
這是一個有頭腦的文化官員。韓國文化產業的成功的第一個因素，不是文化政策的技術操作，不是“產業化”，而是“民主化”。因為民主，因為政治的鬆綁，人民的創意得以抒發釋放，想像力不再有禁區和警戒圍籬，文化內容上不斷出現新意，因此才有文化產業可言。換句話說，沒有民主化的前提，沒有人民的創意，任何偉大的產業計劃，任何精明的行銷操作，也救不了的。
中國著名演員張國立要求限制韓劇在中國的播放，理由是，“中國在歷史上曾被入侵過，但文化上卻從未被奴役過，如果我們的電視台、我們的媒體，整天只知道播放韓劇，這跟漢奸有什麼區別?”他的焦急可以理解，這種為自己文化受到威脅而發的焦急，法國人特別強;但是，問題的癥結，可能不在韓劇吧。
我們的文化“從未被奴役過”?是嗎?那麼，沒被“奴役過”的文化，就拿出13億人的創意來和別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