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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29～30日，大約3．3萬名猶太人，包括女人和小孩，被德軍帶到基輔城外的娘子谷中，全部被保羅·布羅貝爾指揮的黨衛軍特別行動隊支隊殘酷地槍殺。特別行動隊還貼出海報，通知猶太居民去指定地點登記註冊，以便搬到新的住所。通知還特別強調了他們要帶著食品和基本的衣物。在娘子谷，他們被分批殺害，每批100人左右。據當年曾經執行屠殺任務的老兵回憶，猶太人很容易殺死，因為在行刑時，他們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靜靜地等待著死亡的來臨。但吉卜賽人卻不是這樣，面對死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非常驚恐、痛苦，不會老老實實地站在那裡，因此射中他們很不容易。一些人在亂槍掃射之下倖存下來，他們掙扎著爬出死於黨衛軍槍下的支離破碎、血肉模糊的屍體堆。一些兒童則被德軍直接扔下了峽谷。
在東歐，黨衛軍特別行動隊總共殺害了大約200萬人。很多德軍士兵帶著自己的照相機進入蘇聯境內，成為“兇殘的遊客”，他們到處拍攝絞刑或槍決的快照，在許多恐怖、殘忍的照片背景中都可以看到面露猙獰笑容的德國人的臉孔。在娘子谷，馮·龍德施泰特元帥為此專門下令，要求南方集團軍群的所有士兵不得觀看或拍攝黨衛軍行刑時的場景。
死亡同樣也會以其他方式來臨。在一項於1941年5月23日公布的關於充分利用蘇聯經濟的文件中，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聲稱，作為整個計劃的一部分，饑荒以及數百萬蘇聯民眾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有些德軍士兵則為自己的所見所聞而痛苦不堪。炮兵羅伯特·魯普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很少哭泣，因為當你身處這樣一種環境中時，哭泣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等我再次回到你的身邊自由地享受安寧與快樂時，我們真的有必要大哭一場，那時你才會真正理解你的丈夫。這裡的情況不允許哭泣，即使呈現在你眼前的是極為悲慘的景象……一種源自人性的憐憫之心和一種揮之不去的罪惡感漸漸地讓所有的人覺醒，一種深深的羞愧感在每個人的心中蔓延。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真的不值得享有被愛的權利。”1941年12月4日，魯普在大雪紛飛中的卡希拉陣亡。
第3章 蘇聯的防禦配置(1)
在戰爭初期，面對德軍的迅猛攻勢，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因為準備不足而措手不及。然而蘇軍在1941年迅速重整裝備，投入了新型戰鬥機和諸如-1和-34等新型坦克。此後兩年，這些先進的武器裝備以及不斷完善的戰略戰術，不僅使得蘇聯扭轉了不利局面，而且逐漸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而在戰爭初期，正是由於史達林遲遲不願相信希特勒會單方面撕毀1939年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才使得蘇聯在人員和物資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1941年春，史達林收到了許多有關德軍正在蘇聯和波蘭邊境秘密集結的情報，但這些並沒有引起他的重視。史達林堅信德國不會背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因而並沒有提高安全戒備等級。他也許不願激怒那位德國元首，抑或堅信希特勒不會在其西部還有英國人困擾的情況下在東部再發動一場戰爭，因為對於任何人而言，同時在兩線作戰，往往是自取滅亡。
在史達林不以為然的那些情報中，有許多是關於德國正在改建和擴建穿越東歐一直延伸到蘇聯邊境的公路和鐵路的情況，這就是所謂的“奧托工程”（“奧托”代表“東方”），該項工程始於1940年10月1日，竣工於1941年5月10日，實際上是在為發動對蘇聯的戰爭作準備。
蘇聯情報系統
在日本東京，一個名叫理察·佐爾格的德國共產黨員，同時也是蘇軍情報系統的間諜，在戰爭爆發前四個月的時候獲得了有關“巴巴羅薩”計劃的可靠情報，並通知了蘇聯有關部門。
在德國和德國占領區，一個名叫“紅色唱詩班”的大型情報及抵抗組織早在1938年就開始向莫斯科輸送情報。儘管這個組織在1939年蘇德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時就已經表示不再與德國政府為難，它還是在德國突襲蘇聯前夕給了史達林必要的警告。“紅色唱詩班”在1941年德國對蘇開戰後重新活躍起來，並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發展成為擁有大約100人的通過無線電向蘇聯傳送情報的組織。
這一系列行動的幕後主使者是一位名叫利奧波德·特雷珀爾的波蘭籍猶太人，他居住在比利時，負責跟那些與納粹持不同政見的德國人進行聯繫。特雷珀爾曾化名吉爾伯特。“紅色唱詩班”有幾名最重要的聯絡員，譬如在柏林納粹空軍總部工作的哈羅·舒爾茨－博伊森，他的祖父是著名的馮·蒂爾皮茨海軍上將。另外一名聯絡員叫阿維德·哈奈克，他是一位著名神學家的侄子，妻子米爾德里德是美國人。1942年8月，德國反間諜機關逮捕了46名“紅色唱詩班”無線電發報員，繳獲了他們的設備。這些設備緊接著被納粹黨衛軍特別行動隊用來向蘇聯發送虛假情報。“紅色唱詩班”的成員遭到嚴刑拷打，所有人最後都被德軍吊死在柏林的監獄，而米爾德里德·哈奈克和其他婦女成員則被送上了斷頭台。特雷珀爾在法國被捕，在經受了幾輪審訊後，他成功地逃脫了納粹的魔掌。他在獲得自由後飛往莫斯科，可就在這裡，他被控與抓捕他的德國反間諜機關私通而再次被捕。在經過了10年的牢獄生活後，他在史達林死後移居到以色列。
在東歐，黨衛軍特別行動隊總共殺害了大約200萬人。很多德軍士兵帶著自己的照相機進入蘇聯境內，成為“兇殘的遊客”，他們到處拍攝絞刑或槍決的快照，在許多恐怖、殘忍的照片背景中都可以看到面露猙獰笑容的德國人的臉孔。在娘子谷，馮·龍德施泰特元帥為此專門下令，要求南方集團軍群的所有士兵不得觀看或拍攝黨衛軍行刑時的場景。
死亡同樣也會以其他方式來臨。在一項於1941年5月23日公布的關於充分利用蘇聯經濟的文件中，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聲稱，作為整個計劃的一部分，饑荒以及數百萬蘇聯民眾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有些德軍士兵則為自己的所見所聞而痛苦不堪。炮兵羅伯特·魯普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很少哭泣，因為當你身處這樣一種環境中時，哭泣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等我再次回到你的身邊自由地享受安寧與快樂時，我們真的有必要大哭一場，那時你才會真正理解你的丈夫。這裡的情況不允許哭泣，即使呈現在你眼前的是極為悲慘的景象……一種源自人性的憐憫之心和一種揮之不去的罪惡感漸漸地讓所有的人覺醒，一種深深的羞愧感在每個人的心中蔓延。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真的不值得享有被愛的權利。”1941年12月4日，魯普在大雪紛飛中的卡希拉陣亡。
第3章 蘇聯的防禦配置(1)
在戰爭初期，面對德軍的迅猛攻勢，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因為準備不足而措手不及。然而蘇軍在1941年迅速重整裝備，投入了新型戰鬥機和諸如-1和-34等新型坦克。此後兩年，這些先進的武器裝備以及不斷完善的戰略戰術，不僅使得蘇聯扭轉了不利局面，而且逐漸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而在戰爭初期，正是由於史達林遲遲不願相信希特勒會單方面撕毀1939年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才使得蘇聯在人員和物資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1941年春，史達林收到了許多有關德軍正在蘇聯和波蘭邊境秘密集結的情報，但這些並沒有引起他的重視。史達林堅信德國不會背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因而並沒有提高安全戒備等級。他也許不願激怒那位德國元首，抑或堅信希特勒不會在其西部還有英國人困擾的情況下在東部再發動一場戰爭，因為對於任何人而言，同時在兩線作戰，往往是自取滅亡。
在史達林不以為然的那些情報中，有許多是關於德國正在改建和擴建穿越東歐一直延伸到蘇聯邊境的公路和鐵路的情況，這就是所謂的“奧托工程”（“奧托”代表“東方”），該項工程始於1940年10月1日，竣工於1941年5月10日，實際上是在為發動對蘇聯的戰爭作準備。
蘇聯情報系統
在日本東京，一個名叫理察·佐爾格的德國共產黨員，同時也是蘇軍情報系統的間諜，在戰爭爆發前四個月的時候獲得了有關“巴巴羅薩”計劃的可靠情報，並通知了蘇聯有關部門。
在德國和德國占領區，一個名叫“紅色唱詩班”的大型情報及抵抗組織早在1938年就開始向莫斯科輸送情報。儘管這個組織在1939年蘇德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時就已經表示不再與德國政府為難，它還是在德國突襲蘇聯前夕給了史達林必要的警告。“紅色唱詩班”在1941年德國對蘇開戰後重新活躍起來，並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發展成為擁有大約100人的通過無線電向蘇聯傳送情報的組織。
這一系列行動的幕後主使者是一位名叫利奧波德·特雷珀爾的波蘭籍猶太人，他居住在比利時，負責跟那些與納粹持不同政見的德國人進行聯繫。特雷珀爾曾化名吉爾伯特。“紅色唱詩班”有幾名最重要的聯絡員，譬如在柏林納粹空軍總部工作的哈羅·舒爾茨－博伊森，他的祖父是著名的馮·蒂爾皮茨海軍上將。另外一名聯絡員叫阿維德·哈奈克，他是一位著名神學家的侄子，妻子米爾德里德是美國人。1942年8月，德國反間諜機關逮捕了46名“紅色唱詩班”無線電發報員，繳獲了他們的設備。這些設備緊接著被納粹黨衛軍特別行動隊用來向蘇聯發送虛假情報。“紅色唱詩班”的成員遭到嚴刑拷打，所有人最後都被德軍吊死在柏林的監獄，而米爾德里德·哈奈克和其他婦女成員則被送上了斷頭台。特雷珀爾在法國被捕，在經受了幾輪審訊後，他成功地逃脫了納粹的魔掌。他在獲得自由後飛往莫斯科，可就在這裡，他被控與抓捕他的德國反間諜機關私通而再次被捕。在經過了10年的牢獄生活後，他在史達林死後移居到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