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頁
貝嶺揪住小說家不放，又用起了激將法。"小說可以通過出版賺大錢。被國家養起來的小說家如果有骨氣的話，靠市場就能夠養活自己。"換言之，中國現有的專業小說作家沒有一個是有骨氣的。只要我們不像貝嶺一樣故意迴避事實，一定知道中國的文化市場不是西方國家如美國的文化市場。所有的資源都被國家壟斷著，作家沒有創作的自由，沒有出版的自由，沒有結社的自由，沒有深入思考的自由，沒有遷徙和出國旅行的自由，沒有保障自己版權和版稅不受侵犯的能力，沒有保護自己不受迫害的法律依據，……你要人家如何去賺大錢，以體現他的骨氣？也拿過"白給的錢"
我本人曾做過幾年專業作家，後來為了"骨氣"，丟了這個飯碗，靠稿費養活自己。我並不贊成專業作家制，因為它確有很多弊病。但我看到那些不顧事實，一味指責和嘲笑專業作家的人，更難為苟同。很奇怪，這些人多半自己就是作家，他們不去責備文化極權制度的製造者和文化資源的壟斷者，卻裝出一副外國人似的天真面孔，首先就要剝奪作家手裡的這點工資。這不公正。因為現行制度下，作家發表的作品，社會並不能給予他應得的報酬，工資只是定時付給的另一種酬勞方式。要改革，首先應該改革整個文化專制體制。
不能否認，專業作家中間的確有人專寫對專制制度歌功頌德的作品，也有人成為官方文學或者極權文化的代表人物，還可能混進有極少數的文化特務和文化打手，然而他們並不能代表所有的專業作家。正像不能以大學裡混有不學無術之徒，就否認所有的大學教師一樣。據我所知，大多數的中國作家，包括專業作家，是有一定的社會良知、專業水準、文學成就和道德準則的，他們不願而且也沒有成為甘心被官方所利用的宣傳工具。
有意思的是，反對專業作家制的貝嶺，卻並不反對甚至還很讚賞西方國家的駐校詩人制和桂冠詩人的頭銜。儘管他們也是靠人家白給一筆錢給"養著"，也活得沒什麼骨氣，也在"靠別人養"和在"自己作品中表達獨立觀點"之間"無法自圓其說"。原因很簡單，貝嶺自己就做過美國布朗大學駐校詩人，拿過洋人白給的錢。更有意思的是，貝嶺宣稱"不會有太大興趣去談論其歷史"的小說家王蒙，早幾年多次公開表示反對專業作家制，他也不止一次地到美國的一些大學當駐校作家，也要拿洋人白給的錢。
我並不反對作家詩人拿這種錢。問題是，如果一個人老是反對別人拿"國家白給的錢"，自己不管是誰"白給的錢"則一概但拿無妨，就不能不引人懷疑他先前胡亂反對一通的動機。
有人可能會說，--事實上有不少人就這樣認為，--拿國家"白給的錢"不算本事(沒骨氣)，拿洋人"白給的錢"卻是本事(有骨氣？)。熟悉中國文化環境的人都可以了解到，拿洋人白給的錢的本事是從何而來的？我這裡就不去窮究了。我只想說，在作家拿"白給的錢"這一問題上，談不上誰高誰低。至於白拿了錢是否還能同時從事"獨立的文學活動"，我想貝嶺應該比我們更清楚。獨立不等於排斥異己
主編《傾向》，是貝嶺正在乾的最重要的一項"獨立的文學活動"。熟悉一點內情的人都知道，這份雜誌辦成現今這個樣子，是很不容易和很值得肯定的成績。貝嶺的工作也很有意義。其意義在於，極力地表現出另一種存在。他告訴我們他的親眼所見，創作之外的文學活動，比作品本身更直接引起官方的反感和排斥。而引起官方的反感和排斥，簡直就是一個異議作家的天職。
然而誰也不能否認，最重要的和最艱苦的文學活動仍是創作本身。沒有好的作品，一切的意義便失去了根基。創作是純個人的事，幾乎每一個作家創作時多是在從事"獨立的文學活動"。這種文學活動是任何他人都無法取代的。
可以預期，《傾向》以後的傾向，仍會沿著一條漫長的路途孤獨地走下去。不被官方接納認可的困惑，也會長久地跟隨著他。他希望獨立，但獨立絕不是一味地排斥異己，排斥所謂"官方體系"內的作家和作品。他們是無罪的。不但無罪，貝嶺也承認，目前中國最好的小說，還是由他們寫出來，並在某些國家的刊物上發表的。既然我們被要求"期許《傾向》成為中文世界最具影響的文學與人文刊物"，就有理由看到，那些最好的小說和它們的作者不被排斥。
無事生非：頭髮、政治及其他
頭髮本是微不足道的。它雖生得高高在上，終日被萬物之靈們供於頭頂，精心梳洗，呵護有加，勢利者以髮式取人的身份品味，博識者由發質看人的體格營養、氣血興衰乃至前途命運，但說到底仍只是花瓶式的一種擺設，不痛不癢，既輕且賤；多一根少一根無關弘旨，不致妨礙觀瞻，亦無損於健康；人們修個頭理個髮的，多屬以平常心待平常事，反正剪了生生了又剪，刀架在脖子上當是"割韭菜"，絕沒有錯砍了頭"將來不好接上去"的憂患；倘使不小心手快了些剪缺一綹，也沒有什麼大不了，頂多養它幾天便好；何況一經剪落，就與人身上清除下來的其他廢物如眼屎、耳垢、糞便、指甲、唾沫、鼻涕、汗污、痰跡、尿痕、精斑……差不多，令人敬遠而拂之猶恐不及(某些戀物癖的痴男，將怨女抹過桂花油的秀髮鉸下來當作信物秘藏，不在此列)。
我本人曾做過幾年專業作家，後來為了"骨氣"，丟了這個飯碗，靠稿費養活自己。我並不贊成專業作家制，因為它確有很多弊病。但我看到那些不顧事實，一味指責和嘲笑專業作家的人，更難為苟同。很奇怪，這些人多半自己就是作家，他們不去責備文化極權制度的製造者和文化資源的壟斷者，卻裝出一副外國人似的天真面孔，首先就要剝奪作家手裡的這點工資。這不公正。因為現行制度下，作家發表的作品，社會並不能給予他應得的報酬，工資只是定時付給的另一種酬勞方式。要改革，首先應該改革整個文化專制體制。
不能否認，專業作家中間的確有人專寫對專制制度歌功頌德的作品，也有人成為官方文學或者極權文化的代表人物，還可能混進有極少數的文化特務和文化打手，然而他們並不能代表所有的專業作家。正像不能以大學裡混有不學無術之徒，就否認所有的大學教師一樣。據我所知，大多數的中國作家，包括專業作家，是有一定的社會良知、專業水準、文學成就和道德準則的，他們不願而且也沒有成為甘心被官方所利用的宣傳工具。
有意思的是，反對專業作家制的貝嶺，卻並不反對甚至還很讚賞西方國家的駐校詩人制和桂冠詩人的頭銜。儘管他們也是靠人家白給一筆錢給"養著"，也活得沒什麼骨氣，也在"靠別人養"和在"自己作品中表達獨立觀點"之間"無法自圓其說"。原因很簡單，貝嶺自己就做過美國布朗大學駐校詩人，拿過洋人白給的錢。更有意思的是，貝嶺宣稱"不會有太大興趣去談論其歷史"的小說家王蒙，早幾年多次公開表示反對專業作家制，他也不止一次地到美國的一些大學當駐校作家，也要拿洋人白給的錢。
我並不反對作家詩人拿這種錢。問題是，如果一個人老是反對別人拿"國家白給的錢"，自己不管是誰"白給的錢"則一概但拿無妨，就不能不引人懷疑他先前胡亂反對一通的動機。
有人可能會說，--事實上有不少人就這樣認為，--拿國家"白給的錢"不算本事(沒骨氣)，拿洋人"白給的錢"卻是本事(有骨氣？)。熟悉中國文化環境的人都可以了解到，拿洋人白給的錢的本事是從何而來的？我這裡就不去窮究了。我只想說，在作家拿"白給的錢"這一問題上，談不上誰高誰低。至於白拿了錢是否還能同時從事"獨立的文學活動"，我想貝嶺應該比我們更清楚。獨立不等於排斥異己
主編《傾向》，是貝嶺正在乾的最重要的一項"獨立的文學活動"。熟悉一點內情的人都知道，這份雜誌辦成現今這個樣子，是很不容易和很值得肯定的成績。貝嶺的工作也很有意義。其意義在於，極力地表現出另一種存在。他告訴我們他的親眼所見，創作之外的文學活動，比作品本身更直接引起官方的反感和排斥。而引起官方的反感和排斥，簡直就是一個異議作家的天職。
然而誰也不能否認，最重要的和最艱苦的文學活動仍是創作本身。沒有好的作品，一切的意義便失去了根基。創作是純個人的事，幾乎每一個作家創作時多是在從事"獨立的文學活動"。這種文學活動是任何他人都無法取代的。
可以預期，《傾向》以後的傾向，仍會沿著一條漫長的路途孤獨地走下去。不被官方接納認可的困惑，也會長久地跟隨著他。他希望獨立，但獨立絕不是一味地排斥異己，排斥所謂"官方體系"內的作家和作品。他們是無罪的。不但無罪，貝嶺也承認，目前中國最好的小說，還是由他們寫出來，並在某些國家的刊物上發表的。既然我們被要求"期許《傾向》成為中文世界最具影響的文學與人文刊物"，就有理由看到，那些最好的小說和它們的作者不被排斥。
無事生非：頭髮、政治及其他
頭髮本是微不足道的。它雖生得高高在上，終日被萬物之靈們供於頭頂，精心梳洗，呵護有加，勢利者以髮式取人的身份品味，博識者由發質看人的體格營養、氣血興衰乃至前途命運，但說到底仍只是花瓶式的一種擺設，不痛不癢，既輕且賤；多一根少一根無關弘旨，不致妨礙觀瞻，亦無損於健康；人們修個頭理個髮的，多屬以平常心待平常事，反正剪了生生了又剪，刀架在脖子上當是"割韭菜"，絕沒有錯砍了頭"將來不好接上去"的憂患；倘使不小心手快了些剪缺一綹，也沒有什麼大不了，頂多養它幾天便好；何況一經剪落，就與人身上清除下來的其他廢物如眼屎、耳垢、糞便、指甲、唾沫、鼻涕、汗污、痰跡、尿痕、精斑……差不多，令人敬遠而拂之猶恐不及(某些戀物癖的痴男，將怨女抹過桂花油的秀髮鉸下來當作信物秘藏，不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