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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說：“我近年來有一個主張，就是覺得大小家庭都不好，最合理的是不大不小的家庭，剔除了大小家庭的缺點。這種不大不小的家庭，是由老壯少三輩組織成的，老人有豐富的經驗，壯的有力氣做事，少的有理想同朝氣，使著家庭的福利能夠進步。這樣的家庭，可以利用各人的特點，向外發展，對於國家同社會，以及他們的家庭，都是有益處的。”
潘光旦主張女人40歲之前最好在家帶孩子，教育子女，等孩子成長起來，母親再參加社會工作。但這個觀點遭到清華女學生幾乎一致的激烈反對。
蔣介石說：“夫妻諧和為人生唯一之樂事也。”
1925年春，孫中山病重入協和醫院，西醫已無辦法。這時張靜江、胡適等人向孫中山推薦中醫。孫說：“一隻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隻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我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
魯迅說：“人到無聊，便比什麼都可怕，因為這是從自己發生的，不大有藥可救。”
1920年，吳宓與陳寅恪在紐約碰面，當時，兩人還是30歲上下的青年，難免談及愛情與婚姻。吳宓日記記下了陳寅恪的幾段論道，如：“陳君又論情之為物……而斷曰：（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等及中國未嫁之貞女是也。（三）又次之，則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也。（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又如：“陳君寅恪云：‘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又云：‘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
南開校長張伯苓說：“人可以有霉運，但不可以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淨髮理，衣整鞋潔，讓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覺，霉運很快就可以好轉。”
梁實秋說：“清茶最為風雅。”他就這個結論所舉的例子是：“抗戰前造訪知堂老人於苦茶庵，主客相對總是有清茶一盂，淡淡的、澀澀的、綠綠的。”
湯定之不喜歡葷素搭配的炒菜，說：“葷的就是葷的，素的就是素的，何必弄得不葷不素呢！”
豐子愷將人生比作一個三層樓。一是物質生活，二是藝術生活，三是靈魂生活。弘一法師的出家，即是不滿足於藝術生活，登上三樓，一探宇宙之真相，人類之究竟。
梁漱溟說：“我總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覺得茶，它有點興奮性。我都不要喝茶；白開水好。我吃飲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類，人家認為好吃的東西我都不要吃，並且我吃得還很少。”
黃裳說：“一個人除了吃飯、睡覺、工作之外，總得有點好玩的事做做才會覺得生活有滋味。”
林語堂說：“人生在世，幼時認為什麼都不懂，大學時以為什麼都懂，畢業後才知道什麼都不懂，中年又以為什麼都懂，到晚年才覺悟一切都不懂。”
林語堂說：“中國就有這麼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裡找這麼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
吳昌碩說：“吃東西用筷子，何等文雅，西菜動用刀叉，尚具原始習性，是野蠻習慣，不足取法的。”
畫家程瑤笙不缺錢，而自奉甚儉。他不抽菸，不喝酒，食無魚，出無車，寓中的家具多為從舊貨店廉價買來的，一個長几還缺條腿，用煤油箱墊著。但他以濟人為樂，曾說：“我得天獨厚，福當和人共享。”
吳湖帆對陳巨來說：“凡遇不相識的人，要絕對讓人看不出你是個印人，我是個畫家。假使葉恭綽對任何人都大談其鐵路建設，梅蘭芳對任何人大談其西皮二黃，豈不自形淺薄？”
錢鍾書說：“‘永遠快樂’這句話，不但渺茫得不能實現，並且荒謬得不能成立。快過的快不會永久；我們說永遠快樂，正好像說四方的圓形，靜止的動作同樣地自相矛盾。”“快樂在人生里，好比引誘小孩吃藥的方糖，更像跑狗場裡引誘狗賽跑的電兔子。幾分鐘或者幾天的快樂賺我們活了一世，忍受著許多痛苦。我們希望它來，希望它留，希望它再來——這三句話概括了整個人類努力的歷史。”
周作人很反感用籠子養鳥，他說：“如要鑑賞，在它自由飛鳴的時候，可以儘量的看或聽，何必關在籠里，擎著走呢？我以為這同喜歡纏足一樣的是痛苦的賞玩，是一種變態的殘忍的心理。”
1924年12月7日，周作人致信學者江紹源：“我的意思，衣服之用是蔽體即以彰身的，所以美與實用一樣的要注意。有些地方露了，有些地方藏了，都是以彰身體之美，若是或藏或露，反而損美的，便無足取了。裙下無論露出一隻腳兩隻腳，總是沒有什麼好看，自然應在糾正之列。”
黃裳年輕時好酒，他是記者，常喝得晃晃悠悠地去上夜班，照寫評論不誤。他說：“喝酒的回憶都是很愉快的。正是因為‘少年不識愁滋味’，我一直不能理解為什麼酒是可以解憂的。”
潘光旦主張女人40歲之前最好在家帶孩子，教育子女，等孩子成長起來，母親再參加社會工作。但這個觀點遭到清華女學生幾乎一致的激烈反對。
蔣介石說：“夫妻諧和為人生唯一之樂事也。”
1925年春，孫中山病重入協和醫院，西醫已無辦法。這時張靜江、胡適等人向孫中山推薦中醫。孫說：“一隻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隻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我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
魯迅說：“人到無聊，便比什麼都可怕，因為這是從自己發生的，不大有藥可救。”
1920年，吳宓與陳寅恪在紐約碰面，當時，兩人還是30歲上下的青年，難免談及愛情與婚姻。吳宓日記記下了陳寅恪的幾段論道，如：“陳君又論情之為物……而斷曰：（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等及中國未嫁之貞女是也。（三）又次之，則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也。（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又如：“陳君寅恪云：‘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又云：‘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
南開校長張伯苓說：“人可以有霉運，但不可以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淨髮理，衣整鞋潔，讓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覺，霉運很快就可以好轉。”
梁實秋說：“清茶最為風雅。”他就這個結論所舉的例子是：“抗戰前造訪知堂老人於苦茶庵，主客相對總是有清茶一盂，淡淡的、澀澀的、綠綠的。”
湯定之不喜歡葷素搭配的炒菜，說：“葷的就是葷的，素的就是素的，何必弄得不葷不素呢！”
豐子愷將人生比作一個三層樓。一是物質生活，二是藝術生活，三是靈魂生活。弘一法師的出家，即是不滿足於藝術生活，登上三樓，一探宇宙之真相，人類之究竟。
梁漱溟說：“我總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覺得茶，它有點興奮性。我都不要喝茶；白開水好。我吃飲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類，人家認為好吃的東西我都不要吃，並且我吃得還很少。”
黃裳說：“一個人除了吃飯、睡覺、工作之外，總得有點好玩的事做做才會覺得生活有滋味。”
林語堂說：“人生在世，幼時認為什麼都不懂，大學時以為什麼都懂，畢業後才知道什麼都不懂，中年又以為什麼都懂，到晚年才覺悟一切都不懂。”
林語堂說：“中國就有這麼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階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裡找這麼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
吳昌碩說：“吃東西用筷子，何等文雅，西菜動用刀叉，尚具原始習性，是野蠻習慣，不足取法的。”
畫家程瑤笙不缺錢，而自奉甚儉。他不抽菸，不喝酒，食無魚，出無車，寓中的家具多為從舊貨店廉價買來的，一個長几還缺條腿，用煤油箱墊著。但他以濟人為樂，曾說：“我得天獨厚，福當和人共享。”
吳湖帆對陳巨來說：“凡遇不相識的人，要絕對讓人看不出你是個印人，我是個畫家。假使葉恭綽對任何人都大談其鐵路建設，梅蘭芳對任何人大談其西皮二黃，豈不自形淺薄？”
錢鍾書說：“‘永遠快樂’這句話，不但渺茫得不能實現，並且荒謬得不能成立。快過的快不會永久；我們說永遠快樂，正好像說四方的圓形，靜止的動作同樣地自相矛盾。”“快樂在人生里，好比引誘小孩吃藥的方糖，更像跑狗場裡引誘狗賽跑的電兔子。幾分鐘或者幾天的快樂賺我們活了一世，忍受著許多痛苦。我們希望它來，希望它留，希望它再來——這三句話概括了整個人類努力的歷史。”
周作人很反感用籠子養鳥，他說：“如要鑑賞，在它自由飛鳴的時候，可以儘量的看或聽，何必關在籠里，擎著走呢？我以為這同喜歡纏足一樣的是痛苦的賞玩，是一種變態的殘忍的心理。”
1924年12月7日，周作人致信學者江紹源：“我的意思，衣服之用是蔽體即以彰身的，所以美與實用一樣的要注意。有些地方露了，有些地方藏了，都是以彰身體之美，若是或藏或露，反而損美的，便無足取了。裙下無論露出一隻腳兩隻腳，總是沒有什麼好看，自然應在糾正之列。”
黃裳年輕時好酒，他是記者，常喝得晃晃悠悠地去上夜班，照寫評論不誤。他說：“喝酒的回憶都是很愉快的。正是因為‘少年不識愁滋味’，我一直不能理解為什麼酒是可以解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