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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需要的是通商，而通過跟洋人的接觸，奕也認識到中西方的差距，為了實現平太平天國、剿捻以及抵禦列強的目的，必須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以自強。
奕的這種想法需要有人呼應，有人實施，李鴻章無疑就成了奕最佳的人選。1864年，李鴻章打敗了太平軍，保住了上海；在恭親王奕的堅持下，李鴻章被清廷封為一等伯爵、肅毅侯、戴雙眼花翎，並接任了江蘇巡撫，此時他才四十二歲。
1864年春，李鴻章在給恭親王奕的一封信中指出：“日本以區區小國，尚知及時改轍，我中國深唯窮極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變計。”還提出變易兵制，裁汰綠營和水師，仿效西方建立近代海陸軍的主張。同時李鴻章依據“窮則變，變則通”的原理，抨擊因循守舊勢力，論證了“皇然變計”的必要性。
李鴻章在“講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讚賞，在奕給皇上的奏摺中，他對李的“雇覓英、法洋弁教練兵勇”“不惜重資，購求洋匠，設局派人學制”，誇讚不已，認為“得此利器，足以摧堅破壘，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無有過於事也”。因此，他對“洋器”也饒有趣味，“臣等聞其製造此器業有成效，隨即專函往詢”。李鴻章的這封長信就是對恭親王“專函往詢”的回覆。
如果說李鴻章是晚清自強運動的開拓者；那麼，恭親王奕就是積極的、有力的推動者。自從擔任江蘇巡撫二十餘年來，李鴻章與恭親王奕，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惺惺相惜、互相敬重，為中國的自強各盡所能、各司其職；往往是李鴻章在下層，恭親王奕在上層，相互密切配合，有力地推動了自強運動的不斷廣泛地向縱深發展。
兩個人不僅在洋務上首尾呼應，在政治上，也結成了同盟關係。
1870年，又是恭親王奕力主，李鴻章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一大清國最重要的職務，這一年他不過四十八歲，就達到了他人生事業的頂峰。然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在底層有恩師曾國藩的培養、推薦；在高層有恭親王奕的賞識、提拔。
李鴻章就任這一職務之後，淮系集團的勢力、權力更是極度膨脹，以至於時人評論說：李鴻章“坐鎮北洋，遙執朝政。凡內政外交、樞府常倚為主，在漢臣中權勢最巨”。
在恭親王奕的卵翼之下，淮系集團的壯大發展，是湘系集團遠遠不能比擬的。除了李鴻章端坐大清國首輔之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外，其長兄李瀚章官至湖廣總督，曾積極協助他籌建海防；部下張樹聲曾為兩廣總督，並在李鴻章丁憂期間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劉銘傳為第一任台灣巡撫；劉秉璋官至四川總督；潘鼎新為雲南、廣西巡撫，他們共同的特點是都是淮籍人。
正是憑藉恭親王奕的信任和倚重，李鴻章還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參與大清國的外交，與總理衙門分庭抗禮，形成兩個外交部門，致使大清國政壇出現一個很奇怪的局面：中國駐外公使的公文不僅既送總理衙門，而且同時也送給李鴻章，甚至李鴻章可以不經咨照總理衙門，就直接向駐外公使發出指示。這些都表明：李鴻章在大清國的政治影響力、朝廷對他的依賴和寵信程度等，在當時滿漢群臣中，無出其右者。
後來，奕與權勢欲極強的慈禧產生矛盾。先是慈禧經過精心籌劃，突然下詔“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預公事”。雖然經過一番周折之後，決定奕“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議政王”。後來，奕又因為反對重修圓明園得罪慈禧，受到嚴懲，從此失勢。
奕的失勢讓李鴻章始料不及，這猶如給了他當頭一悶棍。以至於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如此表達自己的心情：“內外局勢屢變，皆出人意料。”這明顯表示出李鴻章對於奕失勢的惶惑。
奕的倒台，是李鴻章的巨大損失，但此時的李鴻章已經在奕的卵翼下根深蒂固了。
相對於需要程度而言，奕更需要李鴻章一些。因為奕的處境要比李鴻章更為艱難，李鴻章的投懷送抱，自然讓奕滿心歡喜，但李鴻章在與奕的相互支持當中，巧妙地避開了奕與慈禧在宮廷權力上的爭鬥。兩個人的合作，主要是在洋務方面。
由於有了奕這個強援，李鴻章每每在洋務運動推進艱難的時候，就躲在幕後，這樣就可以少受很多攻擊，既有利於推進洋務，也有利於政壇自保。
第十章 你一定要站著，就沒人能讓你倒下
1.不爭一時短長，就不會輕易倒下
當賣國賊是可恥的，但如果一個人為了保全民族的利益，為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爭取更大的空間，而去當這個“賣國賊”，以至於為千夫所指，甚至遺臭青史，那這個人就有點偉大了。而偉大的人，自然是不會輕易倒下的。
甲午戰敗之後，清廷向日本提出了議和的倡議。當恭親王試探著讓李鴻章前去日本議和時，李鴻章本能地拒絕了。經辦外交多年，李鴻章早嘗夠了“賣國賊”的滋味，無奈的李鴻章只好請金伯利從中斡旋。
李鴻章表示自己很不願意承擔與日本談判這一費力不討好的任務，金伯利勸慰李鴻章說：“日本自然要求中國全權大臣是一個名位顯赫的人物。在我看來，為了中國的利益，無論如何李中堂都應承擔此項任務。雖然這可能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我也同情你勉為其難，但相信你願意為自己的國家做出這樣一項重要貢獻。”
奕的這種想法需要有人呼應，有人實施，李鴻章無疑就成了奕最佳的人選。1864年，李鴻章打敗了太平軍，保住了上海；在恭親王奕的堅持下，李鴻章被清廷封為一等伯爵、肅毅侯、戴雙眼花翎，並接任了江蘇巡撫，此時他才四十二歲。
1864年春，李鴻章在給恭親王奕的一封信中指出：“日本以區區小國，尚知及時改轍，我中國深唯窮極而通之故，亦可以皇然變計。”還提出變易兵制，裁汰綠營和水師，仿效西方建立近代海陸軍的主張。同時李鴻章依據“窮則變，變則通”的原理，抨擊因循守舊勢力，論證了“皇然變計”的必要性。
李鴻章在“講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讚賞，在奕給皇上的奏摺中，他對李的“雇覓英、法洋弁教練兵勇”“不惜重資，購求洋匠，設局派人學制”，誇讚不已，認為“得此利器，足以摧堅破壘，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無有過於事也”。因此，他對“洋器”也饒有趣味，“臣等聞其製造此器業有成效，隨即專函往詢”。李鴻章的這封長信就是對恭親王“專函往詢”的回覆。
如果說李鴻章是晚清自強運動的開拓者；那麼，恭親王奕就是積極的、有力的推動者。自從擔任江蘇巡撫二十餘年來，李鴻章與恭親王奕，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惺惺相惜、互相敬重，為中國的自強各盡所能、各司其職；往往是李鴻章在下層，恭親王奕在上層，相互密切配合，有力地推動了自強運動的不斷廣泛地向縱深發展。
兩個人不僅在洋務上首尾呼應，在政治上，也結成了同盟關係。
1870年，又是恭親王奕力主，李鴻章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一大清國最重要的職務，這一年他不過四十八歲，就達到了他人生事業的頂峰。然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在底層有恩師曾國藩的培養、推薦；在高層有恭親王奕的賞識、提拔。
李鴻章就任這一職務之後，淮系集團的勢力、權力更是極度膨脹，以至於時人評論說：李鴻章“坐鎮北洋，遙執朝政。凡內政外交、樞府常倚為主，在漢臣中權勢最巨”。
在恭親王奕的卵翼之下，淮系集團的壯大發展，是湘系集團遠遠不能比擬的。除了李鴻章端坐大清國首輔之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外，其長兄李瀚章官至湖廣總督，曾積極協助他籌建海防；部下張樹聲曾為兩廣總督，並在李鴻章丁憂期間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劉銘傳為第一任台灣巡撫；劉秉璋官至四川總督；潘鼎新為雲南、廣西巡撫，他們共同的特點是都是淮籍人。
正是憑藉恭親王奕的信任和倚重，李鴻章還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參與大清國的外交，與總理衙門分庭抗禮，形成兩個外交部門，致使大清國政壇出現一個很奇怪的局面：中國駐外公使的公文不僅既送總理衙門，而且同時也送給李鴻章，甚至李鴻章可以不經咨照總理衙門，就直接向駐外公使發出指示。這些都表明：李鴻章在大清國的政治影響力、朝廷對他的依賴和寵信程度等，在當時滿漢群臣中，無出其右者。
後來，奕與權勢欲極強的慈禧產生矛盾。先是慈禧經過精心籌劃，突然下詔“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預公事”。雖然經過一番周折之後，決定奕“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但免去其“議政王”。後來，奕又因為反對重修圓明園得罪慈禧，受到嚴懲，從此失勢。
奕的失勢讓李鴻章始料不及，這猶如給了他當頭一悶棍。以至於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如此表達自己的心情：“內外局勢屢變，皆出人意料。”這明顯表示出李鴻章對於奕失勢的惶惑。
奕的倒台，是李鴻章的巨大損失，但此時的李鴻章已經在奕的卵翼下根深蒂固了。
相對於需要程度而言，奕更需要李鴻章一些。因為奕的處境要比李鴻章更為艱難，李鴻章的投懷送抱，自然讓奕滿心歡喜，但李鴻章在與奕的相互支持當中，巧妙地避開了奕與慈禧在宮廷權力上的爭鬥。兩個人的合作，主要是在洋務方面。
由於有了奕這個強援，李鴻章每每在洋務運動推進艱難的時候，就躲在幕後，這樣就可以少受很多攻擊，既有利於推進洋務，也有利於政壇自保。
第十章 你一定要站著，就沒人能讓你倒下
1.不爭一時短長，就不會輕易倒下
當賣國賊是可恥的，但如果一個人為了保全民族的利益，為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爭取更大的空間，而去當這個“賣國賊”，以至於為千夫所指，甚至遺臭青史，那這個人就有點偉大了。而偉大的人，自然是不會輕易倒下的。
甲午戰敗之後，清廷向日本提出了議和的倡議。當恭親王試探著讓李鴻章前去日本議和時，李鴻章本能地拒絕了。經辦外交多年，李鴻章早嘗夠了“賣國賊”的滋味，無奈的李鴻章只好請金伯利從中斡旋。
李鴻章表示自己很不願意承擔與日本談判這一費力不討好的任務，金伯利勸慰李鴻章說：“日本自然要求中國全權大臣是一個名位顯赫的人物。在我看來，為了中國的利益，無論如何李中堂都應承擔此項任務。雖然這可能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我也同情你勉為其難，但相信你願意為自己的國家做出這樣一項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