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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李鴻章更願意也更善於跟洋人打交道，以至於在外國人眼中，他的地位無形中被抬高了，但在西方人眼中，他卻起碼是個合格的對手，相比他所代表的政府更值得尊重。
但是這種尊重讓對手在倚重李鴻章的同時，也把李鴻章逼上了“賣國賊”的位置。
馬關條約就是在這樣一種“倚重”的形勢下，讓李鴻章又當了一回賣國賊的。
1895年2月1日，清政府派張蔭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達日本人指定的談判地點廣島。伊藤博文發現張蔭桓和邵友濂所攜帶的國書文字中有“一切事件，電達總理衙門轉奏裁決”內容，認定二人授權不足，與國際談判慣例不符，拒絕與他們談判。
就在張蔭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絕的當天，伊藤博文與使團隨員伍廷芳進行了一次談話。伊藤博文問伍廷芳：“你方為什麼不派遣重臣來呢？請問恭親王為什麼不能來敝國？”伍廷芳答道：“恭親王位高權重，無法走開。”“那麼李鴻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議和，貴國怎麼不派他來？”伍廷芳隨之反問：“我今天是和您閒談，那我順便問問，假如李中堂奉命前來議和，貴國願意訂約嗎？”伊藤博文：“假如中堂前來，我國自然樂意接待，但還是要符合國際慣例，必須擁有全權。”
“最懂洋務”的李鴻章，成為當時大清國在國際上唯一的能叱吒風雲的人物。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堅強挺立在國際舞台上的李鴻章，卻因為身後國家的貧弱，整個朝廷的無能，吃盡了苦頭。
《馬關條約》的簽訂，讓李鴻章不得不背起了甲午海戰失敗的一切責任，於是他順理成章地“靠邊站”了。李鴻章要退出政壇的消息，在國際社會引起不小的轟動，最失望的莫過於美國人。美國人指望李鴻章作為美國的朋友，今後談判的對手，指望他能夠成為美中關係的推動者。他們不知道除了李鴻章，他們還可以跟清朝的哪位交手。
對內對外，李鴻章都是一個窗口，通過這個窗口，清政府不斷地與世界接軌，外國人也得以從與中國的交往中獲得更多的利益。中國的開放是被動的開放，這讓李鴻章背負了更多的誤解，但李鴻章並不是外國人在中國利益的代表。開放是互利的，即便會經歷陣痛，但開放卻是要堅持的，李鴻章被很多人看作是賣國者，而那些主張封閉的人才是真正的誤國者。
相對於國人來講，外國人更希望李鴻章這個開明、開放的中國實力派，永遠不要倒下。
4.能夠左右逢源，就能在官場巋然不動
李鴻章自從簽訂《馬關條約》之後，就成了千夫所指的對象。
這對李鴻章來講並不驚訝，因為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前，他一直就是人們攻擊的對象，這些攻擊，有來自政敵的，也有來自洋務派內部的。面對這些攻擊，李鴻章很淡定，“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一個人面對各派勢力的攻擊仍巋然不動，當然這與他背後的支持力量是分不開的。李鴻章從來不缺反對者，但也從來不缺支持者，這是其屹立官場不倒的直接原因。
1900年元月，李鴻章在失意多年之後終於重獲重用，當上了兩廣總督。他的東山再起，與慈禧太后要他前去鎮壓康、梁維新黨人大有關係。
一月二十四日，清廷封時歲十五的端王載漪之子溥儁為皇子（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這是頑固派欲廢黜光緒的一種試探。消息一傳出，全國輿論譁然，維新派康有為、梁啓超作為光緒帝的支持者，更是加緊了在廣東的活動，準備“武裝勤王”。
作為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對康有為、梁啓超一方面要求他們“奉職而行”，嚴禁其黨羽在廣東活動；另一方面又留有某種餘地，不想與維新派徹底決裂。由於捉拿不到康有為、梁啓超，慈禧惱羞成怒，嚴令李鴻章將康、梁在廣東的祖墳剷平。在中國傳統中，只有對罪大惡極、十惡不赦之人才“鏟祖墳”。
所以他上奏說現在局面非常不穩定，“唯慮激則生變，剷平康墳，似宜稍緩”。但慈禧大怒，痛斥李鴻章“語殊失當，康逆罪大惡極，如真欲乘機起事，豈留一逆墳所能遏止。該署督身膺疆寄，唯當不動聲色，力遏亂萌，儻或瞻顧彷徨，反張逆焰，唯李鴻章是問”。在慈禧的威逼下，李鴻章雖然不得不剷平康、梁祖墳，但暗中仍與康、梁有間接來往，互通信件。
維新派的變法主張，一直是李鴻章想做但沒有做到的，李鴻章雖然不贊成維新派的做法，但對於他們的想法，則是雙手贊成的。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一條戰線上的。
李鴻章與維新派的關係一直是“曖昧”的，但他與孫中山的關係，就比較清楚了。革命派中，對李鴻章寄予希望的，並非只有孫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書李鴻章，企望他“轉旋逆流”，並說“今世足以定天下者，無過相國”。及至1900年6月，面對北方變局，章太炎再次上書李鴻章，公然要求他據有兩廣宣布獨立，以為東南各省督撫的表率。
義和團運動全面爆發後，社會動盪，朝政混亂，孫中山認為在華南起義時機到來。他在準備發動起義的同時首先想到李鴻章。一方面因為他一直認為李是清廷大員中最為開明的，因此長期對李抱有某種期待；另一方面因為一直與興中會關係密切的香港立法局議員何啟提出他與港督卜力（Henry A. Blake）交往非同一般，可以借港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他們先與李鴻章的心腹幕僚劉學詢聯繫，劉學詢立即捎信給孫中山，說李因北方拳亂也有廣東獨立的想法，所以請孫中山前來效力。
但是這種尊重讓對手在倚重李鴻章的同時，也把李鴻章逼上了“賣國賊”的位置。
馬關條約就是在這樣一種“倚重”的形勢下，讓李鴻章又當了一回賣國賊的。
1895年2月1日，清政府派張蔭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達日本人指定的談判地點廣島。伊藤博文發現張蔭桓和邵友濂所攜帶的國書文字中有“一切事件，電達總理衙門轉奏裁決”內容，認定二人授權不足，與國際談判慣例不符，拒絕與他們談判。
就在張蔭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絕的當天，伊藤博文與使團隨員伍廷芳進行了一次談話。伊藤博文問伍廷芳：“你方為什麼不派遣重臣來呢？請問恭親王為什麼不能來敝國？”伍廷芳答道：“恭親王位高權重，無法走開。”“那麼李鴻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議和，貴國怎麼不派他來？”伍廷芳隨之反問：“我今天是和您閒談，那我順便問問，假如李中堂奉命前來議和，貴國願意訂約嗎？”伊藤博文：“假如中堂前來，我國自然樂意接待，但還是要符合國際慣例，必須擁有全權。”
“最懂洋務”的李鴻章，成為當時大清國在國際上唯一的能叱吒風雲的人物。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堅強挺立在國際舞台上的李鴻章，卻因為身後國家的貧弱，整個朝廷的無能，吃盡了苦頭。
《馬關條約》的簽訂，讓李鴻章不得不背起了甲午海戰失敗的一切責任，於是他順理成章地“靠邊站”了。李鴻章要退出政壇的消息，在國際社會引起不小的轟動，最失望的莫過於美國人。美國人指望李鴻章作為美國的朋友，今後談判的對手，指望他能夠成為美中關係的推動者。他們不知道除了李鴻章，他們還可以跟清朝的哪位交手。
對內對外，李鴻章都是一個窗口，通過這個窗口，清政府不斷地與世界接軌，外國人也得以從與中國的交往中獲得更多的利益。中國的開放是被動的開放，這讓李鴻章背負了更多的誤解，但李鴻章並不是外國人在中國利益的代表。開放是互利的，即便會經歷陣痛，但開放卻是要堅持的，李鴻章被很多人看作是賣國者，而那些主張封閉的人才是真正的誤國者。
相對於國人來講，外國人更希望李鴻章這個開明、開放的中國實力派，永遠不要倒下。
4.能夠左右逢源，就能在官場巋然不動
李鴻章自從簽訂《馬關條約》之後，就成了千夫所指的對象。
這對李鴻章來講並不驚訝，因為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前，他一直就是人們攻擊的對象，這些攻擊，有來自政敵的，也有來自洋務派內部的。面對這些攻擊，李鴻章很淡定，“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一個人面對各派勢力的攻擊仍巋然不動，當然這與他背後的支持力量是分不開的。李鴻章從來不缺反對者，但也從來不缺支持者，這是其屹立官場不倒的直接原因。
1900年元月，李鴻章在失意多年之後終於重獲重用，當上了兩廣總督。他的東山再起，與慈禧太后要他前去鎮壓康、梁維新黨人大有關係。
一月二十四日，清廷封時歲十五的端王載漪之子溥儁為皇子（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這是頑固派欲廢黜光緒的一種試探。消息一傳出，全國輿論譁然，維新派康有為、梁啓超作為光緒帝的支持者，更是加緊了在廣東的活動，準備“武裝勤王”。
作為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對康有為、梁啓超一方面要求他們“奉職而行”，嚴禁其黨羽在廣東活動；另一方面又留有某種餘地，不想與維新派徹底決裂。由於捉拿不到康有為、梁啓超，慈禧惱羞成怒，嚴令李鴻章將康、梁在廣東的祖墳剷平。在中國傳統中，只有對罪大惡極、十惡不赦之人才“鏟祖墳”。
所以他上奏說現在局面非常不穩定，“唯慮激則生變，剷平康墳，似宜稍緩”。但慈禧大怒，痛斥李鴻章“語殊失當，康逆罪大惡極，如真欲乘機起事，豈留一逆墳所能遏止。該署督身膺疆寄，唯當不動聲色，力遏亂萌，儻或瞻顧彷徨，反張逆焰，唯李鴻章是問”。在慈禧的威逼下，李鴻章雖然不得不剷平康、梁祖墳，但暗中仍與康、梁有間接來往，互通信件。
維新派的變法主張，一直是李鴻章想做但沒有做到的，李鴻章雖然不贊成維新派的做法，但對於他們的想法，則是雙手贊成的。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一條戰線上的。
李鴻章與維新派的關係一直是“曖昧”的，但他與孫中山的關係，就比較清楚了。革命派中，對李鴻章寄予希望的，並非只有孫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書李鴻章，企望他“轉旋逆流”，並說“今世足以定天下者，無過相國”。及至1900年6月，面對北方變局，章太炎再次上書李鴻章，公然要求他據有兩廣宣布獨立，以為東南各省督撫的表率。
義和團運動全面爆發後，社會動盪，朝政混亂，孫中山認為在華南起義時機到來。他在準備發動起義的同時首先想到李鴻章。一方面因為他一直認為李是清廷大員中最為開明的，因此長期對李抱有某種期待；另一方面因為一直與興中會關係密切的香港立法局議員何啟提出他與港督卜力（Henry A. Blake）交往非同一般，可以借港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他們先與李鴻章的心腹幕僚劉學詢聯繫，劉學詢立即捎信給孫中山，說李因北方拳亂也有廣東獨立的想法，所以請孫中山前來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