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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來，源於歐洲的文化觀念、制度模式也已廣泛而深入地植根於全球各地，同各地本土文化匯通交融，形成一種你中有我、你我難分的格局。這也即是從五百年前歐洲文藝復興發端的世界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今天看來，在這一現代化潮流面前，不僅世界各種文化概莫能外，而且隨著以網絡通訊為代表的新的技術革命的普及，這一進程空前加快。從這一角度看，中國自身的歷史定位應該具有兩重身份：一方面是一個具有獨特歷史傳統的悠久文明古國，一方面也是世界現代文明潮流中的重要一員。提出這一雙重身份當然不是筆者的新見解，但是有助於提醒我們在討論歐洲或者西方是否衰落的問題時，至少在部分意義上也是在討論中國本身的衰落或者興起的問題，因為我們當今賴以生存的無論是物質還是觀念環境，從政治、經濟、科技到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均已經深深植入源於歐洲的現代潮流。從這一意義上，討論歐洲就是討論我們自己，反思歐洲就是反思中國本身。鑑於中國悠久的文明傳統，中國古代長期與歐洲迥異的文明演進道路，中國不乏創新文明方式，引領文化潮流，超越歐洲、超越西方的可能，但這種創新、這種超越只能是在對歐洲、西方的文化精神、制度文明積極融匯與批判吸納之後才是可能的。
文化衰落還是實力衰落？
談到歐洲的衰落，人們會立即想到德國的斯賓格勒。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還未散盡，德國保守思想家斯賓格勒即推出《西方的沒落》一書。斯氏當年對包括古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阿拉伯、歐洲等世界八大文化形態進行分梳比較，認為文化如生命有機體一樣，有著從童年、青年到壯年再到老年的演化過程。斷言20世紀的西方正處於其文化發展的最後階段，衰落已無可逆轉。毫無疑問，斯氏當年西方衰亡的悲觀預言如今並未兌現。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今，歐洲起伏跌宕，無論是在經濟力還是在世界地緣政治上的地位都有明顯的變動，但是如斯賓格勒這種文明興衰意義上的西方衰落看來仍不是觸手可及。
比較弔詭的是儘管斯氏預言看來既無歷史依據又被實踐證偽，但斯氏的這一文化如有機生命體的深沉的歐洲文化哀聲卻如洪鐘大呂，悠遠綿長，代代相傳。據研究者統計，此書出版後的十年間，被翻譯成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等多種文字，銷量達十萬冊之多。此書之後，斯氏曾有多種著述問世，但無論是在銷量還是在影響上都不能同《西方的沒落》同日而語。然而，在當時的學術界，斯氏的觀點卻完全不被接受。文明興衰如何可以同草木枯榮類比？歷史學貴在實證，如何可以玄想妄斷？哲學重在邏輯推理，如何可以墮入非理性歧途？
實際上，斯氏一書問世僅僅兩年之後，法國地理人口學家德芒容（Albert Demangeon）即有《歐洲的衰落》(1)一書問世。相比之下，德氏這本書卻頗得學界好評。這是一本邏輯嚴謹、論證精密的“科學”著述，作者依據人口學、經濟學等數據，以實證比較等學術方法，系統論證了歐洲“一戰”之後在世界上實力的衰落及其發展前景。不僅如此，當年的德芒容慧眼獨具，在他看來，儘管歐洲衰落值得憂慮，但歐洲的衰落乃屬相對衰落。這一相對衰落乃是由於美國與日本的崛起所致。在他看來，此後歐洲也並非命定走向衰落，歐洲通過奮鬥，也可能煥發青春；世界其他地緣板塊，也可能隨著時光流逝走向頹勢。現在看來，地理學家德芒容的判斷應該更加合乎今天的現實。“一戰”之後的歐洲雖然並沒有能夠扭轉逆勢，並在經歷了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之後走向了一場更加慘烈的世界大戰。然而，“二戰”之後的歐洲痛定思痛，決心告別戰爭，以歐洲聯合締造和平並從此尋找人類組織的新的替代方案。當年德芒容的思路和判斷，不僅更加符合歐洲正統的理性精神，也為歐洲的前景提供了樂觀的前瞻。不過，在今天，不用說這一樂觀的理性的歐洲預言沒有能夠超越邊界，被業已接受了“人定勝天”的唯意志論的中國人聽到，而且早已被歐洲人以及自己的同胞所淡忘。
命運何以如此不公平地對待著兩位預言家？對於“理性”的德芒容來說，他的被淡忘應該歸咎於理性的勝利。理性是現代西方文明的主流，更是歐洲治學傳統的主流。德芒容的《歐洲的衰落》其實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衰落，那只是對歐洲當年危機的警示，是對“一戰”災難過後歐洲現況的清醒分析，是對歐洲人樂觀進取面對未來的呼喚。換言之，這種警示，這種呼喚，歐洲代不絕人，早已注入歐洲的文化血液，匯入歐洲批判創新的思想巨流之中了。從這一意義上說，德芒容的聲音被淡忘，正是由於歐洲無論是學界還是大眾輿論，均不缺乏這種聲音的緣故。
斯賓格勒則不同。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是先天和命定的。他的衰落論並非要喚起世人的自覺，從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改變歷史的進程。在他看來，歐洲文藝復興以來漸漸成長為具有壓倒之勢的對於進步觀念的信仰，對於科學的盲從，對於歷史發展遵循既定軌道的線性思維的認同均是近代淺薄的物質主義的產物。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文明的發展並非按照線性規律直線向前。在此之前，世界眾多的文明如日月循環、如草木枯榮，興衰有序，生死天定，西方文明概莫能外。在歐洲，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均已經完成其生死周期。斯賓格勒表達的是一種基督教式的大悲大慟，是深藏若虛的西方文明中的終結性憂慮。斯賓格勒當年受到學界的抵制，不僅僅是因其命定論與理性主義的衝突，也因為其預言生不逢時。“一戰”之後的歐洲，雖然金甌玉碎，瘡痍遍地，但歐洲人遠沒有從科學萬能與工業霸權的夢囈中甦醒。戰爭之後不是深切反思，而是企圖東山再起，重決雌雄。斯氏的預言攪亂了學界的氛圍，衝擊了仍在上升時期的唯物與進步歷史觀。而在大眾心理層面，斯賓格勒卻迎合了歐洲戰後人們尋找對戰爭原因的解釋的需求，具有撫慰德國民族在戰爭失敗後沮喪頹廢的心理的功能。他的命定的神秘的文明生死觀將歐洲參戰各方匯入西方文明整體命運，也從某種程度上為受戰爭蹂躪的心靈提供了些許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