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頁
晚清出洋考察的清廷官員曾經應邀參觀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一世的離宮，驚奇地發現這一處皇家宮苑居然對市民開放，“工人士女來游者甚眾”。他們卻不知道，開放宮苑，縱民遊覽，其實是宋代的一項制度安排。只不過這一制度在宋亡之後便中斷了，以致生活在清朝的人已經不敢想像皇家禁苑竟然可以任由平民遊玩。
另外，宋朝的私家園林通常也是對公眾開放的。跟今天的私家園林完全不一樣。宋人邵雍有一首《洛下園池》詩，就提到洛陽名園的開放性：“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春。縱游只卻輸閒客，遍入何嘗問主人。”邵雍的兒子邵伯溫，寫過一本筆記《邵氏聞見錄》，裡面也描述了洛陽私園的開放性：牡丹花開時節，人們“於花盛處作園圃，四方伎藝舉集，都人士女載酒爭出，擇園亭勝地，上下池台間引滿歌呼，不復問其主人”。
對遊人開放的皇家園林與私家園林，即使不能說是公園，至少也是城市公園的雛形吧。
那麼宋代有沒有真正的公園呢？也有。這個許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宋代的公園叫作郡圃。有時候，宋人也稱其為“公園”。所以“公園”這個概念，宋代就有。
宋代的每一個州郡、甚至縣城，都設有郡圃。韓琦在《定州眾春園記》中說，“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台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這些郡圃，都是對市民開放的公園。只不過，有的公園是定期向公眾開放的，有的則是完全開放的。
宋代郡圃在開放期間，對遊人完全不作任何歧視性的限制，不管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官員還是平民，男性還是女性，均可入園游賞。反倒是在清末，不少被今日研究者認定為“公園”的城市公共園林，卻針對遊客身份作出了種種限制，“公園”的開放性與公共性大打折扣，比如上海的外灘公園禁止華人入內；天津植物園要求男女分開遊覽：“星期一、二、五、六，准男客入覽。星期四、日，獨許女客入覽”，保定的蓮花池公園也規定：“星期六隻准婦女遊覽，不准男子入內。”而我們的學者，寧願認定不怎麼公共的外灘公園為中國首個城市公園，卻不願意相信開放的宋代郡圃就是名副其實的公園。我覺得很諷刺。
厘金VS工商稅
這是宋代城市公園的情況。先說到這。最後介紹一下晚清出現的厘金。
厘金是什麼，實際上就是商稅。
厘金有很多問題，弊端，但平心而論，商稅是必須要徵收的。不征商稅，清政府財政便面臨崩潰。
有學者的研究指出，“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之後，洋務派旋即大力舉辦作為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洋務運動，無論是在中央財政投向還是地方政府支出方面，厘金都參與了早期現代化的建設，成為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清政府徵收厘金，也可以看作是響應近代化的需求。
在徵收厘金之前，清政府對工商稅是極不重視的。不少研究晚清史的人還進而提出，在近代西方衝擊之前，在晚清洋務運動之前，中國的政府都是不追求工商稅的，只知道抑末崇本。都這麼說。教科書也這麼教學生。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我們來看宋代。宋朝是歷代王朝中最重視工商業與工商稅的。甚至表現得有點“貪婪”。對於傳統社會來說，政府對工商稅的重視，與今天政府對工商稅的重視，意義完全不一樣。傳統王朝一旦將政府的注意力從總額有限而徵收成本高企的農業稅轉移到商業稅之上，那便是獲得了近代化的第一推動力。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傳統政府為了擴大商業稅的稅基，勢必要大力發展工商業。為此，宋朝需要積極修築運河，以服務於長途貿易；需要開放港口，以鼓勵海外貿易；需要發行信用貨幣、有價證券與金融網絡，以助商人完全交易；需要完善民商法，以對付日益複雜的利益糾紛；需要創新市場機制，使商業機構更加適應市場，創造更大利潤……這是重商主義的連鎖反應，最後極有可能促成資本主義體系的建立。
我們說宋代商業發達，城市繁華，港口開放，社會活躍，政府開明。這些歸根結底，也許都可以歸因於宋朝的重商性格。
從宋朝的財稅結構來看，在宋朝的財政收入中，從宋真宗朝開始，來自工商稅與征榷的收入超過了農業稅，北宋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業稅更是接近85%。作為對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國田賦正額約為2680萬石，占全部稅收的75%。隆慶朝與萬曆朝前期（1570—1590），國家的雜色歲入（含商稅、海外貿易抽稅、鹽課、輕齎銀、役與土貢折色等）約370萬兩白銀，這個數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頭。而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地丁銀（農業稅）占全部歲入的70%以上，關稅與鹽課的比重不足30%。
這就是宋代工商業發達程度的一個體現。我要說的意見是，中國社會並不是要等到晚清，等到西方人進來，才開始重視工商業的發展。
其他近代化事物
由於時間的關係，晚清出現其他近代化事物，我簡單一帶而過吧，比如上海開埠，我們都認為根據《南京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規定，上海於1843年11月17日正式開埠。但實際上，宋代的上海，就是一個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當時叫作青龍鎮。
另外，宋朝的私家園林通常也是對公眾開放的。跟今天的私家園林完全不一樣。宋人邵雍有一首《洛下園池》詩，就提到洛陽名園的開放性：“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春。縱游只卻輸閒客，遍入何嘗問主人。”邵雍的兒子邵伯溫，寫過一本筆記《邵氏聞見錄》，裡面也描述了洛陽私園的開放性：牡丹花開時節，人們“於花盛處作園圃，四方伎藝舉集，都人士女載酒爭出，擇園亭勝地，上下池台間引滿歌呼，不復問其主人”。
對遊人開放的皇家園林與私家園林，即使不能說是公園，至少也是城市公園的雛形吧。
那麼宋代有沒有真正的公園呢？也有。這個許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宋代的公園叫作郡圃。有時候，宋人也稱其為“公園”。所以“公園”這個概念，宋代就有。
宋代的每一個州郡、甚至縣城，都設有郡圃。韓琦在《定州眾春園記》中說，“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台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這些郡圃，都是對市民開放的公園。只不過，有的公園是定期向公眾開放的，有的則是完全開放的。
宋代郡圃在開放期間，對遊人完全不作任何歧視性的限制，不管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官員還是平民，男性還是女性，均可入園游賞。反倒是在清末，不少被今日研究者認定為“公園”的城市公共園林，卻針對遊客身份作出了種種限制，“公園”的開放性與公共性大打折扣，比如上海的外灘公園禁止華人入內；天津植物園要求男女分開遊覽：“星期一、二、五、六，准男客入覽。星期四、日，獨許女客入覽”，保定的蓮花池公園也規定：“星期六隻准婦女遊覽，不准男子入內。”而我們的學者，寧願認定不怎麼公共的外灘公園為中國首個城市公園，卻不願意相信開放的宋代郡圃就是名副其實的公園。我覺得很諷刺。
厘金VS工商稅
這是宋代城市公園的情況。先說到這。最後介紹一下晚清出現的厘金。
厘金是什麼，實際上就是商稅。
厘金有很多問題，弊端，但平心而論，商稅是必須要徵收的。不征商稅，清政府財政便面臨崩潰。
有學者的研究指出，“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之後，洋務派旋即大力舉辦作為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洋務運動，無論是在中央財政投向還是地方政府支出方面，厘金都參與了早期現代化的建設，成為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清政府徵收厘金，也可以看作是響應近代化的需求。
在徵收厘金之前，清政府對工商稅是極不重視的。不少研究晚清史的人還進而提出，在近代西方衝擊之前，在晚清洋務運動之前，中國的政府都是不追求工商稅的，只知道抑末崇本。都這麼說。教科書也這麼教學生。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我們來看宋代。宋朝是歷代王朝中最重視工商業與工商稅的。甚至表現得有點“貪婪”。對於傳統社會來說，政府對工商稅的重視，與今天政府對工商稅的重視，意義完全不一樣。傳統王朝一旦將政府的注意力從總額有限而徵收成本高企的農業稅轉移到商業稅之上，那便是獲得了近代化的第一推動力。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傳統政府為了擴大商業稅的稅基，勢必要大力發展工商業。為此，宋朝需要積極修築運河，以服務於長途貿易；需要開放港口，以鼓勵海外貿易；需要發行信用貨幣、有價證券與金融網絡，以助商人完全交易；需要完善民商法，以對付日益複雜的利益糾紛；需要創新市場機制，使商業機構更加適應市場，創造更大利潤……這是重商主義的連鎖反應，最後極有可能促成資本主義體系的建立。
我們說宋代商業發達，城市繁華，港口開放，社會活躍，政府開明。這些歸根結底，也許都可以歸因於宋朝的重商性格。
從宋朝的財稅結構來看，在宋朝的財政收入中，從宋真宗朝開始，來自工商稅與征榷的收入超過了農業稅，北宋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業稅更是接近85%。作為對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國田賦正額約為2680萬石，占全部稅收的75%。隆慶朝與萬曆朝前期（1570—1590），國家的雜色歲入（含商稅、海外貿易抽稅、鹽課、輕齎銀、役與土貢折色等）約370萬兩白銀，這個數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頭。而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地丁銀（農業稅）占全部歲入的70%以上，關稅與鹽課的比重不足30%。
這就是宋代工商業發達程度的一個體現。我要說的意見是，中國社會並不是要等到晚清，等到西方人進來，才開始重視工商業的發展。
其他近代化事物
由於時間的關係，晚清出現其他近代化事物，我簡單一帶而過吧，比如上海開埠，我們都認為根據《南京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規定，上海於1843年11月17日正式開埠。但實際上，宋代的上海，就是一個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當時叫作青龍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