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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甘露之變”，發生在大和九年（835年）秋天。
有一次，文宗讀《春秋》，到“閽弒吳子余祭”一段時，別有用心地問身邊翰林侍講學士許康佐：“閽何人耶？”許康懼怕宦官權勢，不敢回答。後來得知文宗欲謀除宦官的意圖後，生怕惹禍上身，於是假稱有病，罷為兵部侍郎。
而當時的朝臣中絕大多數都像許康佐一樣，畏懼宦官，只求保身，不敢參與文宗的計劃。這就是史書中所說的，在位之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者”。身為大唐帝國的皇帝，竟然找不到一個有勇氣的人，文宗心中的苦悶可想而知。李訓就是在這個時候走進了文宗的視線。
李訓出身名門，為肅宗時宰相李揆的族孫，長得儀表堂堂，有大家風範，“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還“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李訓進士及第後，當了一陣子太學助教，後來又任河陽節度府幕僚，但不久就出了武昭一案。
唐敬宗寶曆元年（825年），李訓的從父李逢吉為宰相，與另一宰相李程不合。剛好石州刺史武昭被貶官，李程為了陷害李逢吉，就派人告訴武昭，說李程本來想給他官做，卻被李逢吉阻止了。武昭信以為真，遷怒李逢吉。有一天，武昭越想越生氣，告訴左金吾兵曹茅匯，說他打算刺殺李逢吉。結果，這句氣急敗壞的話被人告發，武昭被逮捕入獄。
本來事情到這裡就結束了，就算武昭還恨李逢吉入骨，也掀不起大浪了。李訓卻在這個時候冒了出來。他覺得有機可乘，要幫助從父李逢吉打擊一下李程。李訓去見曹茅匯，要他指證武昭是與宰相李程合謀。但李訓的計劃沒有得逞，武昭被杖殺，李訓也被流放於象州（今廣西象州東北）。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到，李訓做事急功近利的風格，正是這種做派，導致了他後來在“甘露之變”中的失敗。
文宗即位後大赦天下，李訓遇赦北歸。當他得知朝政盡在宦官王守澄之手、而王守澄寵遇鄭注時，不禁嘆息了一通，說：“當世操權力者皆齪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於是，準備了厚禮去拜見鄭注，其實就是投奔其門下的意思。二人都是善於辯論之人，一見如故。鄭注不但將李訓引薦給王守澄，還推薦給文宗。文宗見李訓相貌堂堂，口若懸河，又多權術，十分高興，“以為奇士，待遇日隆”。
當時的宰相李德裕認為李訓是個小人，不應該得到重用。文宗卻說：“人誰無過，俟其悛改。”不顧宰相的反對，拜李訓為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將想誅滅宦官的心事密告李訓、鄭注，當時李訓已任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鄭注任翰林大學士、工部尚書。李、鄭都表示願意為文宗效力，積極地出謀劃策。可想而知，這對文宗是何等大的鼓舞。因為李訓、鄭注二人都是王守澄所引薦，尤其鄭注還是王守澄的親信，所以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懷疑。
這裡要特別提一下鄭注，他一直是以王守澄心腹的形象出現的。那麼為什麼這個時候，他開始支持文宗呢？此刻，他已經是位極人臣，為什麼要突然倒向處於弱勢的文宗呢？這只能說明，鄭注想得到更大的利益。而對於李訓，毫無疑問，他是個典型的投機分子。李訓和鄭注都曾經為常人所不為，所以，在看到幫助皇帝取得成功後的巨大利益後，二人都甘心為之效命。
李訓任宰相後，緊鑼密鼓地開始了一系列對策。首先開始整頓吏治，消除朝中的朋黨之爭。水火不容的兩派首要李宗閔、李德裕等都被貶出朝廷，又大力提拔“新進孤立無黨之士”。在對待宦官的策略上，李訓則利用宦官之間的矛盾，分化瓦解。他先擢升一直被王守澄抑制的宦官仇士良為中尉，分去王守澄的權勢。隨後將王守澄不喜歡的宦官全部貶到外地為官。其實，作為同一類人，王守澄生怕同類分自己的權力，因而少有喜歡的宦官。而與王守澄有仇的韋元素和楊承和等實力派大宦官都被處死，由此還博得了王守澄的歡心。
當時天下流言紛紛，都說憲宗為宦官陳弘志所害，文宗因此恨陳弘志入骨。當時陳弘志任山南東道監軍，李訓以文宗的名義將他召至青泥驛，“封杖殺之”，從而泄了文宗心頭大恨。文宗也因此更加信任李訓。
經過一系列有預謀的計劃後，王守澄被徹底孤立起來。李訓見時機成熟，便讓文宗逼王守澄喝毒酒自殺。曾經不可一世、人見人怕的大宦官王守澄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除掉了。李訓也因此而威望大增，“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慴憚迎拜”。宦官們威風掃地，氣焰大為收斂。
李訓與鄭注又密謀，打算徹底誅滅宦官。因為宦官手中握有軍權，必須要掌握一定的軍事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於是，李訓先讓鄭注出任鳳翔節度使，執掌軍隊，以為外援。二人約定，在王守澄下葬時，命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集中於滻水送葬。然後由鄭注率親兵將宦官全部砍殺，一個不留。如此，大事必成。
本來按照這個計劃，成功的可能性相當大。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李訓是個投機分子，在緊要關頭，他的投機心理開始作祟了：他認為這是不世之功，他要獨占其功！於是，在沒有通知鄭注的情況下，李訓臨時改變了計劃。他和宰相舒元輿、金吾將軍韓約等人想出一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