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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那時候既沒有倭寇入侵，也不會有外國的堅船利炮架在中國的港口，所以唐朝不僅不會禁海，反而會全身心地投入到海洋開發當中。
正因為這些得天獨厚的優勢——文化上、經濟上、國家實力上、民眾心態上，所以在唐朝，從上到下都不可能有封關禁海、自己玩的那種想法。就算對外戰爭失利，大不了自己積攢實力下次再打回來就是了，躲在家裡不出門又能起什麼作用呢？明清開始逐漸盛行起來的閉關主義，在唐朝根本沒有市場，也不會被人們所接受。
第三節開疆拓土，世無邊患
自秦、漢時起，中國基本上是統一富強的大國。境外鄰國，特別是北方的行國（遊牧人的國家稱行國），即使強盛一時也都遠遠不是中國的敵手。在割據分裂時期，如果割據國內部統一，像三國時魏國那樣，對境外強敵依然還有足夠的抵抗力。
原因很明顯，中國的經濟和文化，比四鄰任何國家都高得多，並且漢族已經形成了龐大的民族，只要統治集團不是極端腐朽，不是朋黨互斗，就能憑藉民眾的力量，防禦外國的侵入。行國各方面都落後，但有一個有利的條件，那就是遷徙無常，伺機攻略，在軍事上常處於主動的地位，遇到中國統治集團腐朽和分裂，便乘虛深入，甚至占領土地，建立國家。按照“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他們征服了的民族底較高的文明所征服”的規律，經歷一定的時間，征服者往往全部或局部與漢族融合成一體。在融合過程中，由於各族統治階級的暴虐，又必然發生不同形式的鬥爭（包括戰爭），各族民眾因而都遭受到苦難。
整個封建時代的中國歷史，中國與境外諸國主要是北方行國的關係，大體上就是這樣反覆地表現著。歸根說來，國與國間鬥爭的勝敗，取決於下列3種情形：
（一）政治上中國統一，外國也統一，一般是中外相持，小有勝敗；
（二）中國統一，外國分裂，一般是中國戰勝外國；
（三）中國分裂（國土分裂和統治階級內部分裂）或農民起義還沒有形成新的統一，外國統一，一般是外國戰勝中國。
自然，造成勝敗的局面，還有許多原因，諸如國勢有盛衰，政治有明暗，兵力有強弱，謀略有成敗，這些都足以影響中外勢力的消長，但政治上統一，卻是取勝的根本因素。
唐前期，政治上是統一的，對外關係的空前發展，根源就在這裡。唐太宗採用魏徵“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議，致力於內政的改善。當時黃河流域人口稀少，國力遠不及隋朝，可是，長江流域的財賦，有力地支援了黃河流域，使得黃河流域能夠調動一部分人力，來保衛邊境的安全。唐太宗對外取得大勝利，到了唐玄宗時，對外關係發展到了頂點。自安史之亂，中國內部分裂，唐前期取得的勝利，基本上消失了。
中國最強大的敵國，一向是北方邊境上的行國。這些行國，總是征服西域諸國，阻塞中國與西方交通的道路。行國以遊牧擄掠為業，中國富饒，是擄掠的最好對象。因此，行國疆域儘管擴大到遙遠的西方，它的最高統治者（單于、可汗），一定要統率本部主力軍居住在中國的北境外，藉以滿足擄掠財物以至侵入中國的願望，不遭受嚴重打擊，決不肯西遷。行國包圍中國的北方和西北方，既威脅著中國的安全，又斷絕中國與西方諸國經濟、文化在陸路上的交流，這對中國和西方諸國都是有害的。中國擊敗北方行國，援助西方諸國脫離行國的統治，這樣的戰爭，對中國和西方諸國都是有益的。
唐前期的對外關係，比兩漢有更大的發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於戰勝強大的突厥國，從而中西交通暢達無阻，中國和四鄰諸國都得到益處。唐前期與四鄰諸國大抵有4種關係：一是反對侵略，例如滅突厥國；二是進行侵略，例如攻高句麗；三是保護弱國，例如在西域等地設都護府；四是單純的經濟、文化交流，例如對天竺、日本、大食等國。不論屬於哪一種關係的諸國，都有或多或少的人流入中國，從事各種職業，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面，有很多的活動。
東突厥——隋文帝封突厥突利可汗為啟民可汗。啟民統率東突厥部眾，為隋守衛北方邊境。公元609年，啟民死，子始畢可汗立。這時候，隋煬帝正在掀起大亂，割據勢力紛紛出現，農民起義還沒有形成統一全國的力量，中國陷於分裂狀態。
始畢利用這個形勢，招收大量中國的避難人，征服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作屬地，擁有近百萬的部眾。割據者如薛舉、劉武周、梁師都、王世充之流，都向始畢稱臣獻媚，請求援助，始畢給他們一些支持，助長割據勢力。隋煬帝曾企圖用小計謀分裂突厥，結果都被始畢識破，歸於失敗。隋文帝時，中國因統一而強，突厥因分裂而弱，現在恰恰倒過來，突厥成為操縱諸割據者、製造戰亂的強敵。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唐朝統一。公元629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勣、柴紹、李道宗、衛孝節、薛萬徹各為行軍總管，分6路出擊，兵力共10餘萬人，統受李靖指揮。突利可汗入朝，頡利日益孤立。公元630年，唐軍大破突厥軍，捕獲頡利可汗。東突厥殘部有些投薛延陀，有些逃往西域，降唐及被俘男女多至數十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