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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朝，封建帝王們把開放政策使用得淋漓盡致！
政治領域。唐朝實行科舉制度，結束了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的選人用人機制，衝破了以出身門第取人的羈絆，使得那些出身卑微的寒士階層有了步入仕途的機會。難怪唐太宗看到當年人才濟濟的盛況，興奮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更為有趣的是，在當時開放的政治氛圍中，知識分子對當官的熱情毫不隱諱，不像後代知識分子那樣羞羞答答。只要看看唐代著名詩人的早期詩歌，幾乎無一例外地表現出對仕途、對功業的熱切追求和嚮往。
最典型的就是高宗時期一位叫元餘慶的知識分子。因為他早年師從名士王義方，王義方特別欣賞他，曾對他說：“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於是，他就改名為“元半千”。此人曾向皇帝上《陳情表》，大肆鼓吹自己的才能，然後向皇帝要官做。其中有一段話的大意是，皇帝可以召集“天下才子三五千人”，和我一同比賽，考詩、策（策論、政論）、表（奏章）、判（判詞）、箋等文體。如果有一個人的成績排在我前面，你把我的腦袋砍下來掛在城門樓上，把我的骨頭碾成粉末，向天下才子謝罪。陛下你就收下我吧，給我官做吧。你要是聽了我的建議，我以後什麼話都可以跟你說。如果你不採納我的建議，我就把詩書全燒了，把筆墨全燒了，獨自一個人坐在深山裡，我看你還能選取什麼樣的士？
這種幾乎近於無賴式的“跑官要官”，在唐朝卻是大行其道的。連武則天這樣的人都能容忍這樣的行為，最終還是給了他官做。
有這樣開放、清明的政治環境，人的潛在的欲望才能得到激活、釋放。在唐朝，不僅中國人可以在朝為官，連外國人也可以分得“一杯羹”。日本、印度、波斯、朝鮮等國人都在唐朝擔任過要職。唐朝在政治上的開放，最直接的效應就是《貞觀政要》里的一句話：令“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
經濟領域。唐朝的開放，在經濟領域直接表現為商貿市場的繁榮。著名的東市、西市是唐朝商貿最為集中的兩大市場，市場商鋪林立，商品琳琅滿目。許多異域商品都是經由海上絲綢之路運往長安的。外國商人常年生活在長安，和中國商人互通有無。當時因經商而定居長安的有著名的西域昭武九姓，他們為長安市場的繁榮和唐朝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文化領域。唐朝文化的繁榮，無疑得益於這個王朝海納百川、兼容並包的文化胸懷。唐詩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文學史中的壯麗景觀，除了前朝藝術方面的充分醞釀和準備之外，與唐朝最高統治者對文化持開放的、不設防的政策有很大關係。正是在這樣的寬鬆政策下，詩人隊伍才能不斷壯大，名家名篇才會層出不窮。可以斷言，詩歌發展至唐代，其參與創作人數之多、創作數量之豐、題材領域之廣、風格流派之眾，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唐代樂舞的開放性特點，表現為西部樂舞、中原鼓樂和江南絲竹三大藝術的滲透交融。唐初最為有名的三大樂舞《秦王破陣樂》《九功舞》《上元舞》，都是在皇帝的親自主持下完成創作的。《秦王破陣樂》表達的是唐太宗發揚蹈厲的精神氣質和昂揚激越的戰鬥情懷，表現出一種陽剛之美；《九功舞》則表達了唐太宗以文德治天下，天下安樂的情懷；《上元舞》是在唐高宗李治的主持下完成的宮廷樂舞，其風格迥異於《秦王破陣樂》和《九功舞》，雖然在場面上追求宏大的氣勢，但表達的卻是一種聲情搖曳、溫婉柔媚的審美情趣。
唐代樂舞在玄宗朝進入最為繁榮的時期。唐玄宗李隆基貴為天子，卻是一個有著極高藝術天分的音樂家。由他親自改編的《霓裳羽衣曲》，其聲韻婉轉，美妙絕倫。多才多藝的楊玉環（楊貴妃）根據樂曲創編的舞蹈，柔美動人，更為此曲錦上添花。著名詩人白居易在其《霓裳羽衣舞歌》中對其有傳神的描繪。在唐玄宗的倡導下，唐代宮廷樂舞創作得到長足發展。同時也湧現出許多名垂青史的音樂家、舞蹈家，如李龜年、雷海青、楊玉環、江采萍等。
其他如書法、繪畫等領域，也都出現了像虞世南、歐陽詢、吳道子、韓干各領風騷的書畫家和千古流芳的書畫作品。
社會生活領域。開放，是一個國家、一個時代強盛的外在特徵，而這樣的特徵是需要通過作為個體的人的活動來體現的。唐朝的開放，更多地體現為人們充滿自信、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
就拿唐代婦女的服飾來說吧，唐高宗以前，宮人出行還得遮住面部。到了唐玄宗時，宮中女子便戴上了胡帽，英姿颯爽地“靚妝露面”了。一般官人的老婆還可以穿上男子的服裝招搖過市。再到後來，女子上衣領口變得寬大、前胸上部袒露，為詩人們留下許多創作的素材。什麼“雪胸”、“粉胸”云云，說的就是女子穿這種衣服在男人眼裡的視覺效果。
再拿唐人對兩性關係的態度來說。由於李唐發家於隴西，隴西自秦漢以來一直是胡、漢雜居地帶，其婚姻制度受鮮卑人影響甚深。所以，唐太宗殺掉同胞兄弟李元吉，然後又納李元吉的妃子為自己妃子的行為，在胡人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按胡人婚制的邏輯推理，唐高宗娶其父才人武則天為妻，唐玄宗娶其子壽王妃為妻，也是很正常的事。大約正是在皇室家族的影響下，民間對於兩性關係的態度也顯得開放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