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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使團的來訪，引起了揚州僧俗的注意。出於對鑒真安全的考慮，揚州僧眾對他看護很嚴，鑒真無法脫身，眼看十九日就要到了，東渡計劃再次受到了考驗。正在這時，鑒真弟子仁婺從婺州（浙江金華）來到揚州，聽說師傅東渡受阻，十分同情，便決定用自己來時乘坐的船接鑒真離開揚州，鑒真到黃泗浦（今張家港西北長江之濱）搭乘日本遣唐使船，開始了第六次東渡。
與藤原清河等會合後，又發生了麻煩。廣陵郡的地方官已聽到鑒真準備渡海去日本的傳聞，因此決定檢查日本遣唐使船，機警的副使大伴古麻呂秘密將鑒真等安排在自己的船上，躲過眾人的注意。不久，在第五次東渡失敗後離去的普照也聞訊從阿育王寺趕來。這次遣唐使船同航的有4艘，第一號船是大使藤原清河，第二號船是副使大伴古麻呂，第三號船是副使吉備真備，第四號船是判官布勢入主。
唐朝僧人除鑒真外，還有法進、義靜、曇靜、思托、法載、法成等14人及女尼智首等3人。十一月十六日，4船出發，一路順風。二十一日，第一號、第二號兩船到達阿兒奈波島（日本沖繩），北行至多禰島（種子島）西南，遇第三號船。十二月六日，海上又起南風，第一號船在航行中遇難。鑒真所乘的第二號船終於在二十日到達薩摩國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兒島川邊郡坊津町秋目）。
天寶十二載十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天平勝寶五年，即753年初），經40天的海上顛簸，鑒真一行在僧人延慶的引導下進入日本九州的太宰府（今日本福岡）。鑒真一行前後歷時12年，6次啟行，5次失敗，航海3次，幾經絕境，先後有36人死於船禍和傷病，200餘人退出東渡行列。只有鑒真篤志不移，百折不撓，終於實現了畢生的宏願。
鑒真來到日本的消息，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極大震動。天寶十三載一月初十日，朝廷得到大伴古麻呂的報告，知道鑒真已經到達日本。二月一日，鑒真至難波國師鄉（今屬大阪府）時，受到先期到達的崇道和日本佛教大師行基弟子法義的熱情款待。後住在藤原魚名的官廳，日本政府特派使者前來迎接慰問，催促鑒真入京。二月四日，鑒真一行抵達奈良，同另一位本土華嚴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統領日本佛教事務，封號“傳燈大法師”。
根據聖武上皇和孝謙天皇的意願，鑒真作為律宗高僧，應該負起規範日本僧眾的責任，杜絕當時日本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託庇佛門，以逃避勞役賦稅的現象。因此，孝謙天皇下旨：“自今以後，傳授戒律，一任和尚。”但是，這引起了日本本國“自誓受戒”派的反對，尤其是興化寺的賢璟等人的激烈反對。於是，鑒真決定與其在興福寺公開辯論。
在辯論中，鑒真作出讓步，承認“自誓受戒”仍可存在，但是作為正式認可的具足戒必須要有三師七證。賢璟等人皆被折服，捨棄舊戒。鑒真於是在東大寺中起壇，為聖武上皇、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謙天皇之下皇族和僧侶約500人授戒。公元756年，鑒真被封為“大僧都”，統領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規的戒律制度。
公元758年，作為鑑真最主要支持者的孝謙天皇在宮廷鬥爭中失勢，被迫傳位給淳仁天皇。相應的，鑒真也遭受到排擠。公元758年，淳仁天皇下旨，以“政事煩躁，不敢勞老”為名，解除了鑒真“大僧都”一職，並將在宮廷鬥爭中敗死的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賜給鑒真。次年，鑒真弟子在該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賜名“唐招提寺”，鑒真從東大寺遷居至此。淳仁天皇還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須前往唐招提寺學習，使得唐招提寺成為當時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學府。
從此，鑒真就在寺中講律授戒。當時鑒真年事已高，健康情況每況愈下，弟子們感到有必要將鑒真奮鬥一生的歷史記錄下來，思托撰成了《鑒真和尚東征傳》。日本天平寶字七年（763年），為播佛法奮鬥了一生的鑒真，在唐招提寺面向西方端坐，安詳圓寂，終年75歲。他的遺體經火化後，葬在寺後面的松林中。
鑒真東渡傳法，作為唐朝文化輸出的縮影，直到今天還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不管是其中6次渡海方才成功的大恆心、大毅力，還是日本從國家到個人對於鑒真東渡的重視程度，都足以讓現在的人們感覺到驕傲。
原來，我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時代。
第三章 歷史給了我們機會
第一節接觸與交流，保持先進的秘密武器
每一個大一統帝國的誕生，都代表了新鮮與鼎盛，也證明了自身的先進。而同時，每一個開國帝王，都希望自己打起來的江山如鐵桶一般，世代永存。但他們都失敗了。
怎麼才能保持自己的先進與強大？這個問題不僅考驗著古人，同時也考驗著我們。而不斷地與外界保持接觸與交流，學習外面的世界，了解外面的世界，是其中一條很重要的因素。
在唐代，我們曾經無比強大，同時也非常的開放。看起來，這種強大將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時間的盡頭。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周秦漢唐是至今令國人自豪的盛世王朝。“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公具備了開放的氣度，博大的胸懷，才能如饑似渴地招攬人才，惠施仁政；秦始皇雖然統一了中國，結束了數百年各國征戰的局面，但他卻倒行逆施，使得秦王朝短命而終；漢朝實施無為而治，無為而無不為，出現了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大好局面。“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從社會的落實層面來看，頗類似於我們今天所說的開放、搞活。正是因為開放、搞活，才會出現“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正是因為開放、搞活，劉秀才會勵精圖治、轉危為安，實現“光武中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