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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外來人中，大多是通過官方途徑進入唐朝的。這主要包括使臣、質子、貢人等。他們有的是王室成員甚至是國王本人，有些是身居高位的外交使臣，還有的是打著使節旗號的商人，更多的是作為物品貢獻給唐朝的各色伎藝人或奴婢等等。
使臣和質子大家都理解，所謂“貢人”，則是將人作為“方物”，即地方土產的一種獻給唐朝廷，供皇室或貴族官僚玩賞。他們一般有所特長，比如精通歌舞等。
使臣、質子和貢人的身份懸殊，在唐朝享受的待遇也各不相同。比如，唐朝將有貢使關係的國家分為5個等級，不同等級國家的使節有不同的待遇。使節初至，先由典客署“辨其等位”，確定不同的接待禮節。對使節的食物供應有不同的名目，“常食料”之外，還有“設食料”和“設會料”，都按使節所在國不同等第配給。陸路使節有“度磧程糧”，海路使節有“入海程糧”，程糧的供應主要依據路途遠近，根據旅途所需時間的長短來供給。武周證聖元年（695年）頒發的詔書稱：
蕃國使入朝，其糧料各分等第給，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國使，宜給六個月糧，尸利佛誓、真臘、訶陵等國使，給五個月糧，林邑國使給三個月糧。
而且，據唐代政書記載，從唐初到玄宗開元年間，曾向唐朝朝貢，即與唐朝有過外交使節來往的“四蕃之國”近400國，其中“自相誅絕及有罪見滅者”300餘國，開元年間尚存者還有70國。
唐朝廷富有而強大，甚至臨時買外國人當兵，後來邊疆上逐漸都換成了外國兵。安祿山、史思明，名字雖取的都是中國式的，且是中國邊疆大吏，被賦予國防重任，其實他們都是外國人。平定安史之亂的李光弼，也是外國人。由此可知，唐朝的對外民族政策，確實是十分的開放。
但唐朝對外國人是否沒有任何限制呢？是否每個唐皇帝對待外國人的態度和政策都是一樣的呢？當然不是的。
唐朝政府對待外來居民的態度和政策是很複雜的。即便是在唐朝最崇尚外來物品的時期，對於外來居民而言，最好的辦法也莫過於選擇唐朝人的思想方式和生活習俗，而當時許多外來居民也確實是這樣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唐朝政府有時又偏偏不允許他們這樣做。
例如，代宗大曆四年（779年）時，“回紇（回鶻）留京師者常千人，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針對這種情況，唐朝政府頒布詔令，規定“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不得效華人”。在詔令中還嚴厲禁止胡人“誘娶”漢人婦女為妻妾，或者以任何方式冒充漢人。這條詔令的發布可能是由於普遍憎惡回紇高利貸者的結果，但是唐朝還有其他一些與此類似的規定，而這些規定除了出於虔誠的地方長官維持唐朝人習俗的純潔性的強烈願望之外，別無任何理由。
例如，文宗開成元年（836年），盧鈞擢任嶺南節度使時，他發現廣州的外來居民與唐朝人雜居在一起，不僅沒有實行種族隔離，而且相互自由通婚。於是盧鈞強迫他們分處而居，禁止通婚，甚至不許外國人占田和營建房舍。他自認為是在整飭這座荒淫放蕩的城市，認為自己是一個正直而堅持原則的人：總歸一句話，他的這種做法其實就是一種“種族清教徒”的行為。
唐朝人對外來居民的稱謂中有許多俚言俗語，如“富波斯”（因為他們富有，所以他們是受人羨慕的）、“黑崑崙”（因為他們膚色黑，所以他們是醜陋的）、“裸林邑”（因為他們是裸體，所以他們是淫蕩的）等等。這些說法只是一些形象化的俚言俗語，對於官方政策不會產生什麼影響。至少就唐朝民間而言，對於外來居民的態度總是模稜兩可、含混不清的。
當時的人們常常在酒宴上擺放一個頭戴寬沿帽，藍眼睛，高鼻樑的小木偶人，用它來表示喝醉的胡人。當這種滑稽的小木偶跌倒時，如果它倒的方向指向哪位賓客，則這位賓客就必須將杯中的酒喝乾。年輕的詩人們常常在妓院裡用這種木偶人取樂。他們一方面嘲弄、取笑著這種木偶，另一方面也正是他們，在苦苦思戀著大都市酒肆中那些楚楚動人的胡姬。
唐朝時還擁有著大批從國外運來的奴隸，典型的唐朝奴隸是異族奴隸。狡猾的奴隸貿易者儘量不去買賣唐朝境內土生土長的漢人，由於法律保護，使販賣漢人變成了一件非常擔風險的事情。如果商人誘拐了奴隸，則犯罪的商人多半會被處死。可是從嚴格意義上講，異族奴隸並不完全是人，所以只要當時沒有赦免異族奴隸的法令，不管他屬哪個種類，異族奴隸都是很暢銷的。奴隸商人的貨物可以是波斯人（因為波斯人皮膚黑，所以唐朝人稱他們為黑人）、突厥人、斯拉夫人奴隸、高麗奴隸（不是高句麗）。尤其是高麗女奴，在唐朝的富豪之家，大多非常希望能夠得到高麗、新羅國少女。
唐朝這種複雜的民族政策，在自身強大的時候還可以從中得益，但一旦自身開始衰落，融於其中的少數民族就不甘心安分守己了。
第六節伎進胡音務胡曲，洛陽家家學胡樂
音樂、舞蹈是盛唐文化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也是深受外來文化影響的一個藝術門類。唐朝音樂主要分為雅樂和燕樂兩大門類。雅樂主要用於祭祀和朝會等隆重場合，是一種相當程式化的廟堂音樂，燕樂主要是在宴飲的場合表演的音樂和歌舞。外來文化對唐朝音樂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燕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