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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兩個問題特別值得注意，即隴右道和羈縻州府的地位。
唐朝將新疆東部與甘肅河西交界的伊州（伊吾）、西州（高昌）、庭州（吉木薩爾北之可汗浮圖城）併入隴右道，由中央政府派員直接管理，作為經略西域的前進基地。在與突厥、吐蕃爭奪西域及絲綢之路的長期艱苦鬥爭中，隴右道一直是安西、北庭的後盾。特別是安史之亂以後，二庭多次陷於吐蕃重圍，勢同“飛地”，隴右道、河西道便成為與二庭遙相呼應的西陲第二屏障。肅、代時期，為了應付極其危急的形勢，還曾設立“河已西副元帥”，以協調、統一安西、北庭、河西的軍事。由此可見，隴右道與安西四鎮一起構成了西域內屬政策的支點。
于闐以西遠至中亞、波斯，唐朝並無力內屬，但該地仍是絲路貿易的要道。唐的威望遠播上述地區，它們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日益緊密。為了加強這種關係，唐政府決定給予名義上的州府設置，即設羈縻州府。人們通常認為羈縻州府只是虛設遙領，並無實際意義。這種看法低估了它的作用。羈縻州府的廣闊地域是屏障大食的軍事緩衝地帶，其商業地理位置亦十分重要。設置羈縻州府說明唐朝極端重視此地，並實際上承擔起了保護各國，抵禦西突厥、大食侵擾的政治軍事責任。事實上，唐朝曾多次出兵履行這種責任。
中亞的政治地理十分獨特，沙漠綠洲的地理環境使這些國家不可能成為統一的強大帝國。在大食勢力東侵以前，西突厥漸次被唐擊潰後，中亞地方處在政治勢力真空狀態，各小國間經常發生政治經濟糾紛，嚴重影響了絲路的暢通和貿易發展。設置羈縻州府，表明唐朝決心運用自己的影響維持該地區的秩序，並且明確了各國應對絲綢之路承擔的責任。
羈縻州府雖不如內屬行政關係緊密，但王名遠作為冊封使者來到中亞、西域各國，嚴肅代表中國行使行政權，冊封被各國接受。此後唐朝一直接受各國象徵性的納貢，各國亦認真接受唐政府領導，一旦有事，往往上表向唐求援。如開元七年（719年）安國向唐上表，開元十七年（729年）吐火羅國上表，都是為請求派兵抗擊大食。由此可見，羈縻州府、隴右道和安西都護府實為唐朝西北政策的3個支點，缺一不可。
突厥出現於5世紀前後，為活動於漠北至中亞廣大地區的遊牧民族“鐵勒”之一部（註：史學界有不同看法），尤其是西突厥主要活動在西域、河中地區、七河流域。從6世紀起，直到8世紀末，西突厥與中國隋唐政府在絲綢之路上進行過激烈的鬥爭，給絲綢之路的暢通和絲路貿易的發展造成極大危害。史家一般都強調這一點，但卻忽視了突厥對絲綢之路的貢獻，因此對它在絲綢之路地域的活動多持全面批評或否定的態度。這種看法似欠公正，況且並不符合古代亞洲腹地複雜多元的歷史態勢。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絲路貿易的鼎盛時期，也是中西交通史上一個最輝煌的階段。這一時期的到來，凝聚著漢族和西北邊疆各民族的血汗和共同努力，安西大都護府正是這一歷史事實的一面鏡子。另一方面，安西大都護府是唐的西北政策支點。唐的西北政策又是以絲綢之路為中心或標誌的一系列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政策。這種政策不僅是嚴峻的西北邊疆形勢和複雜的民族關係的產物，也是自絲綢之路開闢以來亞歐陸路貿易和文化交流日益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體現了上述政策的安西大都護府實際上不過是這種歷史趨勢和規律的表現而已。
第二節長安羅馬，交相輝映
公元306年，羅馬帝國。軍人出身的君士坦丁一世在不列顛被部下擁立為帝後，為了保衛受到哥特人和波斯人威脅的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邊界，決定在帝國的東部建造一座新都城。
在羅馬帝國的東部，先前幾位皇帝已經建立了若干座陪都，比如戴克里先皇帝，就把他的行宮設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亞洲一側的尼科米底亞（今土耳其伊茲密特）。為了給新都選址，君士坦丁一世先後考察了特洛伊、耶路撒冷、薩爾底卡（索非亞）、帖撒羅尼迦（塞薩洛尼基）和尼科米底亞，但是最終選擇了當時不甚有名的拜占庭作為新都的城址。
拜占庭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西岸，這條狹窄的海峽將東南歐洲與亞洲分隔開來。城市本身坐落在一片小山丘上，南邊是馬爾馬拉海，北邊是金角灣，東邊扼守赫勒斯滂海峽（達達尼爾海峽）的入口，西邊居高臨下俯瞰色雷斯平原。整個城區宛如一座天造地設的要塞，易守難攻。
不僅如此，拜占庭還是羅馬帝國重要的軍事大道埃格南地亞大道與小亞細亞地區軍事公路的交會點，是通往亞洲的必經之地，也是從黑海前往愛琴海的唯一通路。此外，城北的金角灣是一處條件極佳的自然港灣，全長約10公里，主航道寬約460米，並有多處分支水道，可供船隻停泊。自古以來就是世界各地商船匯集的地方，給當地居民帶來財富，因此被稱為“金角”（希臘神話中，羊角是豐收和財富的象徵）。未來的新都可以憑藉一面臨山兩面靠水的地勢防禦來自各方面的進攻，又可以利用便利的水陸交通發展商業。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發布命令，興建新都，並任命重臣著手進行建築工程的準備工作。為了在最短的時間裡完成新都的建設，他還下令建造專門學校，大量培養各類建築人才。君士坦丁一世還親自跑馬勘測，圈定城市界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