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頁
農業發展，使更多勞動者從事手工業成為可能。唐前期，手工業大多由官府控制，但這種局面很快被手工業的發展所衝破，大量的私人作坊出現。唐代手工業的分布很廣，出現了許多手工業中心。除長安、洛陽外，許多城市出現了代表性的手工業。如成都的造紙、紡織、製鹽，定州（河北定縣）的絲織業，邢州（河北邢台）的瓷器業，易州（河北易縣）的制墨，登州（山東蓬萊）的造船業等。
在農業、手工業迅速發展的基礎上，加上國家的統一，唐代商業發展得很快。表現在商品增多，商業城市大批形成。
當時的商品種類很多，糧食、鹽、酒、茶、糧、藥、紡織品、金銀製品與許多生活用具都有供應，其價格也較穩而低。貞觀時，“斗米三四錢”（《貞觀政要》）。開元年間，“米斗十三文，青、齊谷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不過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通典》）。
商業城市也大批出現，西北有蘭州、涼州，西南有成都、桂林，長江流域有潭州、荊州、江陵，沿海有登州、揚州、杭州，南方有交州、廣州，黃河流域有長安、洛陽、開封、太原、定州等。在這些商業城市中，有專門的市，有管理市場的市令與市丞、市佐等官吏。還有專門的開市收市制度：“凡市嘗以午時擊鼓三百下，商人始入市。日入前七刻擊鉦（鑼）三百下而散市”（《冊府元龜》）。凡上市之物，皆有市官檢查，分精、次、粗3等，並檢查量具衡具。如果發現以次充好、弄虛作假，貨物就會被沒收。
從以上情況可見，唐前期的經濟是十分繁榮的。由於這時期經濟的高度發展，使我國的封建社會前進了一大步，也給唐代文化、科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四節萬國來朝天可汗
唐朝的對外交通很發達，當時，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北路到葉尼塞、鄂畢兩河上游，往西達額爾齊斯河流域以西地區。西路經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門關西行，經今新疆境內有3條路可通中亞、西亞、巴基斯坦和印度，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
西南路經西川到吐蕃，可達尼泊爾和印度，或經南詔、緬甸到印度。往東經河北、遼東可到朝鮮半島。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3條路：一是由登州（山東蓬萊）出發，渡渤海沿遼東半島東岸和朝鮮半島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江蘇淮安）出淮河口沿山東半島北上，東渡黃海經朝鮮半島到日本；三是由揚州或明州出海，橫渡東海直駛日本。
到南亞諸國的海路，從廣州經越南海岸，在馬來半島南端過馬六甲海峽到蘇門答臘，由此分別到印度尼西亞的爪哇、斯里蘭卡和印度。到西亞的海路，主要是從廣州出發，經東南亞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灣沿岸。
在唐代，還初步開闢了到埃及和東非的海上交通。這些交通線，由於沿線的出土文物和沉船打撈而不斷得到證實。以上事實說明，唐朝時期的中國是亞非各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中心。
唐朝時期，中國和日本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達到空前繁榮的時期。這時日本社會正處在奴隸制瓦解、封建制確立和鞏固的階段，對唐朝的昌盛極為讚賞，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學生和學問僧數量很多。
貞觀五年（631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學生和學問僧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開成三年（838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13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3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團一般不超過200人，從8世紀初起，人數大增，如公元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3次遣唐使，人數均在550人以上。
1970年，在西安發現的日本銀幣，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帶來的。日本奈良東大寺內正倉院所存放的唐代樂器、屏風、銅鏡、大刀等珍貴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帶回去的。
為了吸收中國的文化成果，日本選派了不少留學生來唐學習，他們被分配到長安國子監學習各種專門知識。如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長期留居中國，擅長詩文，在唐歷任光祿大夫、秘書監等職。他與著名詩人李白、王維等人有著深厚的友情，常作詩相酬贈。日本留學生回國以後，對中國文化的傳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本來中國學習的學問僧共約90餘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空海。他於貞元二十年（804年）來中國，在長安青龍寺向惠果學密宗，回國時帶回180多部佛經，在日本建立了密宗。他還對中國的文學和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僧人也不斷東渡日本，溝通中日兩國的文化，其中貢獻最大的是鑒真和尚。鑒真，姓淳于，揚州人。他對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揚州大明寺講律傳戒。他應日本聖武天皇的約請東渡日本，經過6次努力，歷盡艱險，雙目失明，終於在天寶十三載（754年）攜弟子到達日本，時已年近七旬。鑒真把律宗傳到日本，同時還把佛寺建築、雕塑、繪畫等藝術傳授給日本。日本現存的唐招提寺，就是鑒真及其弟子所建，它對日本建築有重要的影響。鑒真精通醫學，尤精本草，他雖雙目失明，但能以鼻嗅分辨各種藥物，對日本醫藥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