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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私營手工業，首先是大量個體農民經營的家庭副業。他們生產的產品，在自用和納稅有剩餘時，也拿到市場出賣。當時手工業者所經營的作坊，諸如織錦坊、紙坊、染坊、冶成坊（冶鑄手工業）、銅坊（鑄造銅器）等，比以前有顯著增加。私營作坊有的規模相當大，定州（河北定縣）富豪何明遠“家有綾機五百張”，即是明顯的例證，但一般說來規模都比較小。各類作坊大多集中在城市，作坊主多是技藝熟練的師傅，傳習技藝。由於國家徵調手工業者到官營作坊輪番服役，私手工業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
在唐前期，紡織、冶鑄、燒瓷等幾個部門的手工業生產都有較顯著的發展。
首先是紡織業。北方善織絹，江南盛產布，唐前期大體上還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縣）生產的絹帛質量最高。定州的綾絹產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進貢1500多匹。江南的絲紡織也有了很大發展。江南東道（江蘇南部和浙江一帶）的絲織物品類繁多，很多列為貢品，在產量上已僅次於河南、河北道而躍居於全國的第三位。當時的絲織物品種和花式都很多，爭奇鬥豔，十分精美。當時的麻紡織也很發達，黃州（湖北黃岡）的貲布被列為第一等。棉紡織在唐代也有較顯著的發展，當時西北的吐魯番和南方的雲南、兩廣、福建等地，各族已愈來愈普遍地種植棉花和生產棉布。這時，印染技術有明顯提高。
同時冶鑄業也有很大的進步。唐朝規定，除西、北邊州禁置鐵冶和採礦外，其餘諸州出銅鐵之所，聽人私采，官收其稅。據記載，唐前期有銀銅鐵錫之冶168所，在陝（河南陝縣）、宣（安徽宣城）、潤（江蘇鎮江）、饒（江西波陽）、衢（浙江衢縣）、信（江西上饒）諸州有銀冶58，銅冶96，鐵山5，錫山2，鉛山4。這是一個很粗略的統計，要比實有數少得多。唐宣宗時曾一次增鐵山71，可見全國產鐵處極多。
這時，金屬鑄造技術達到了新水平。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處盛唐時期的窖藏文物，其中有碗、盤、壺、罐等金銀器皿270件，造型優美，紋飾精緻富麗。從其切削工藝來看，可能已採用手搖足踩的簡單車床，這突出地反映了當時製造技術的進步。
武德四年（621年），唐朝開始鑄造新幣，名“開元通寶”，直徑8分，10枚錢重1兩。自唐以後10枚重1兩的錢開始流行，相沿至清基本不變。天寶末年，分散在全國的鑄錢爐共99處，每年鑄錢達327萬貫左右。
唐帝國的瓷器生產也有重大發展。唐前期已大量燒制白瓷，邢州窯（河北臨城縣境內）生產的白瓷“類銀”、“類雪”，質量很高。李肇《國史補》稱：“內丘白瓷甌，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可見邢州窯白瓷的產量是很大的。四川的大邑窯也以生產白瓷著名。江西昌南鎮（景德鎮）以產瓷聞名始於唐前期，它燒制的白瓷和青瓷當時有“假玉器”之稱。
唐代專燒青瓷的窯多在南方，以越州窯的產品為最佳。越窯燒制的青瓷，胎質薄，雅致瑰麗，光澤晶瑩。唐詩有“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之句，把越瓷的精美形象地描繪了出來。
唐代還出現了施黃、綠、白、赭、藍等彩釉的陶瓷，稱為“唐三彩”。用這種方法燒制的人像和馬、駱駝等動物，色彩鮮艷，造型生動，是中國古代藝術中的珍品。
無農不穩，無工不強，無商則不富。與後世一說起經商則認為是“不務正業”不同，唐朝對於商業非常重視。
城市的發展是商業繁榮的一個標誌。西京長安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城市，周圍達70多里。全城呈長方形，分為宮城、皇城和廓城3部分。宮城是宮殿區，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廓城占地廣闊，劃分為108個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還有2個市——東市和西市，各占兩坊之地。據考古勘查，西市長、寬各約1000米，市內有兩條南北和東西大街，寬度都在15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東市的構造大概也是如此。東市有220個行業，邸（貨棧）、肆（店鋪）鱗次櫛比，“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西市的繁榮不亞於東市，許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國商人都聚居在這裡。
東京洛陽是僅次於長安的第二大城市，城內設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與長安的市相同。據記載，兩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間是絹行、衣行、肉行、藥行、鐵行、秤行、鞭轡行等各類行業的店肆，同類業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區域，設有行頭來進行管理。
長江北岸的揚州，當南北交通的要衝，商業也十分繁榮，“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天寶十載（751年），一場大風吹翻了揚州碼頭上的數千艘船隻，可見在這裡停泊的商船之多。當時的各州治縣城，也多設有一個或兩個供商業貿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內有市的設置外，農村集市貿易也有了發展。這種集市當時稱做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陸交通的要衝。中唐以後，這種草市和墟市日益增多起來，也更加繁榮，有些後來還發展成為重要的市鎮。
唐前期，由於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措施與經濟措施，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從而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加上社會相對安定，江南（長江流域）乃至遼河流域、新疆地區都得到開發，使唐代的封建經濟很快地恢復與繁榮，遠遠超出以前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