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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停止消滅紅軍的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31]
我們從上面這段文字和建議中能夠看到些什麼呢？第一，共產國際未必完全贊成發動這樣的事變，但它並沒有否定這次事變，相反，它贊成通過這次事變來達到某些積極的政治目的。第二，共產國際贊成張學良八項政治主張的基本內容，即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保障人民權利，聯紅聯俄（儘管不要公開提出聯俄口號）共同抗日。讓我們實事求是地、並且是平心靜氣地考慮一下，這樣一封國際的來電，對這時倍受外界討伐之聲困擾的張學良，究竟是一種寬慰呢，還是一種沉重的打擊呢？張學良感覺自己的政治訴求是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基本肯定呢，還是根本被誤解、被否定了呢？結論大概是不言而喻的。
事情的發展至此只有一點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即中國共產黨人放棄了事變開始時自己那些多少有些情緒化的關於公審或除掉蔣介石的要求，重新準備在承認南京正統的基礎上解決事變了。除此之外，一切並未發生明顯的改變。雙方甚至進一步具體商定了如何組織西北軍政委員會這一公開的“三位一體”的政權形式的問題。[32]這也就是說，在得知共產國際的指示之後，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共中央的關係不是變得不信任了，而是更加密切、更加鞏固了。張、楊“聞紅軍東來均甚高興”，並催紅軍快來，希望儘快公布西北三位一體的組織形式。張學良並且明確告訴周恩來，現在西安城內，存有大量現金和鈔票，武器彈藥也十分充足，如果南京方面堅持不妥協，堅持幾個月絕無問題。
3、張學良達到他的目的了嗎？
西安事變要想成功，只有兩種途徑：一是戰爭，一是和談。截止到我們前面所看到的張、楊聯名發出致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將士書的20日為止，實際上西安與南京都在準備依靠戰爭解決問題，它們之間的戰火早已經點燃，只要中央軍再繼續進攻和轟炸，隨著紅軍應邀東來咸陽，一場大規模內戰將不可避免。但無論張學良，還是中共中央，都很清楚，戰而勝之的可能性在短時期內非常之小，因此，和應該是最佳的選擇。問題是，既然已經破釜沉舟，張學良已經再三宣布過他的決心，非蔣認輸，不能解決問題，而蔣依其性格與威望，又必不肯輕易妥協，僵持下去，難免弄成魚死網破的局面。恰在這時，南京政府前財政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的到來，戲劇性地改變了這種危險的局面。
宋子文在對日問題上是有名的強硬派，並且因反對蔣介石為剿共軍事大舉國債，而被迫棄官。[33]辭職之後，宋子文仍積極推動過南京方面與中共的秘密接觸，同情過兩廣事變，甚至背地裡明確表示贊成共產黨提出的國防政府主張，並暗中支持深受共產黨政治影響的沈鈞儒、章乃器等人主持的救國會。因此，無論是張學良，還是共產黨，都對宋頗抱好感，認為：“宋子文表現是非常好的”，在南京政府領導人當中，可以說是“最好的”。毛澤東得知宋到來後，也立即打電報給周恩來，要他立即見宋，商談和平解決的條件。而宋一到西安，也私下表示同情“義舉”，認為目前各方響應雖不可能，但只要“推延內戰，堅持日久，必有變化”。與此同時，宋子文與蔣密談後，亦顯示蔣的態度出現鬆動。蔣表示：“張、楊主張交蔣提三中全會，東北軍可援綏，陝西交楊。”[34]宋來西安不過一整天時間，其三面逢源，備受歡迎的情況，已十分明顯。儘管宋這時的態度和談話，可能包含策略手段在內，但以宋前此與蔣介石在內政外交政策上的嚴重矛盾而論，說宋子文這時會如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中所記述的一樣，完全站在蔣介石一邊，堅決抵制張學良等向其兜售政治主張，[35]無論如何不合邏輯。事實表明，宋子文的到來，明顯地為蔣提供了一個轉環的條件，緊接著宋美齡的到來，則更進一步促使蔣沿著“先設法脫離此境，再言其他”的思路考慮對策。[36]這樣一來，張學良和蔣介石談判的大門就漸漸地打開了。
一方面是宋子文以及宋美齡推動蔣放棄強硬立場，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提到中共中央態度的改變。
關於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之後曾經一度強烈希望公審乃至除掉蔣介石的態度，經張培森等在《黨的文獻》和《人民日報》詳細披露中共中央事變後第二天的會議記錄，和最初一段時間的報刊宣傳之後，已經不再是一個“秘密”了。[37]其實，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終在堅持“罷免蔣介石，交付國人裁判”的口號。[38]直到18日，我們才得以在《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里，看到可以保蔣安全的許諾，但其前提是國民黨必須立刻實行下列處置：(一)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二)將討伐張、楊與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前線，承認紅軍、東北軍及十七路軍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戰；
(四)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
(五)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39]
我們從上面這段文字和建議中能夠看到些什麼呢？第一，共產國際未必完全贊成發動這樣的事變，但它並沒有否定這次事變，相反，它贊成通過這次事變來達到某些積極的政治目的。第二，共產國際贊成張學良八項政治主張的基本內容，即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保障人民權利，聯紅聯俄（儘管不要公開提出聯俄口號）共同抗日。讓我們實事求是地、並且是平心靜氣地考慮一下，這樣一封國際的來電，對這時倍受外界討伐之聲困擾的張學良，究竟是一種寬慰呢，還是一種沉重的打擊呢？張學良感覺自己的政治訴求是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基本肯定呢，還是根本被誤解、被否定了呢？結論大概是不言而喻的。
事情的發展至此只有一點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即中國共產黨人放棄了事變開始時自己那些多少有些情緒化的關於公審或除掉蔣介石的要求，重新準備在承認南京正統的基礎上解決事變了。除此之外，一切並未發生明顯的改變。雙方甚至進一步具體商定了如何組織西北軍政委員會這一公開的“三位一體”的政權形式的問題。[32]這也就是說，在得知共產國際的指示之後，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共中央的關係不是變得不信任了，而是更加密切、更加鞏固了。張、楊“聞紅軍東來均甚高興”，並催紅軍快來，希望儘快公布西北三位一體的組織形式。張學良並且明確告訴周恩來，現在西安城內，存有大量現金和鈔票，武器彈藥也十分充足，如果南京方面堅持不妥協，堅持幾個月絕無問題。
3、張學良達到他的目的了嗎？
西安事變要想成功，只有兩種途徑：一是戰爭，一是和談。截止到我們前面所看到的張、楊聯名發出致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將士書的20日為止，實際上西安與南京都在準備依靠戰爭解決問題，它們之間的戰火早已經點燃，只要中央軍再繼續進攻和轟炸，隨著紅軍應邀東來咸陽，一場大規模內戰將不可避免。但無論張學良，還是中共中央，都很清楚，戰而勝之的可能性在短時期內非常之小，因此，和應該是最佳的選擇。問題是，既然已經破釜沉舟，張學良已經再三宣布過他的決心，非蔣認輸，不能解決問題，而蔣依其性格與威望，又必不肯輕易妥協，僵持下去，難免弄成魚死網破的局面。恰在這時，南京政府前財政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的到來，戲劇性地改變了這種危險的局面。
宋子文在對日問題上是有名的強硬派，並且因反對蔣介石為剿共軍事大舉國債，而被迫棄官。[33]辭職之後，宋子文仍積極推動過南京方面與中共的秘密接觸，同情過兩廣事變，甚至背地裡明確表示贊成共產黨提出的國防政府主張，並暗中支持深受共產黨政治影響的沈鈞儒、章乃器等人主持的救國會。因此，無論是張學良，還是共產黨，都對宋頗抱好感，認為：“宋子文表現是非常好的”，在南京政府領導人當中，可以說是“最好的”。毛澤東得知宋到來後，也立即打電報給周恩來，要他立即見宋，商談和平解決的條件。而宋一到西安，也私下表示同情“義舉”，認為目前各方響應雖不可能，但只要“推延內戰，堅持日久，必有變化”。與此同時，宋子文與蔣密談後，亦顯示蔣的態度出現鬆動。蔣表示：“張、楊主張交蔣提三中全會，東北軍可援綏，陝西交楊。”[34]宋來西安不過一整天時間，其三面逢源，備受歡迎的情況，已十分明顯。儘管宋這時的態度和談話，可能包含策略手段在內，但以宋前此與蔣介石在內政外交政策上的嚴重矛盾而論，說宋子文這時會如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中所記述的一樣，完全站在蔣介石一邊，堅決抵制張學良等向其兜售政治主張，[35]無論如何不合邏輯。事實表明，宋子文的到來，明顯地為蔣提供了一個轉環的條件，緊接著宋美齡的到來，則更進一步促使蔣沿著“先設法脫離此境，再言其他”的思路考慮對策。[36]這樣一來，張學良和蔣介石談判的大門就漸漸地打開了。
一方面是宋子文以及宋美齡推動蔣放棄強硬立場，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提到中共中央態度的改變。
關於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之後曾經一度強烈希望公審乃至除掉蔣介石的態度，經張培森等在《黨的文獻》和《人民日報》詳細披露中共中央事變後第二天的會議記錄，和最初一段時間的報刊宣傳之後，已經不再是一個“秘密”了。[37]其實，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終在堅持“罷免蔣介石，交付國人裁判”的口號。[38]直到18日，我們才得以在《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里，看到可以保蔣安全的許諾，但其前提是國民黨必須立刻實行下列處置：(一)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二)將討伐張、楊與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前線，承認紅軍、東北軍及十七路軍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戰；
(四)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
(五)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