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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心裡琢磨：怎樣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覺得，那幾千張卡片，雖然抄寫時好像蜜蜂采蜜，極為辛苦;然而卻是乾巴巴的，沒有什麼文采，或者無法表現文采。於是我想在論文一開始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文采，真是一舉兩得的絕妙主意。我照此辦理，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一篇相當長的“導言”。我自我感覺良好，心裡美滋滋的，認為教授一定會大為欣賞，說不定還會夸上幾句哩。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家做著美妙的夢。我等呀，等呀，終於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著走上領獎台的心情，見到了教授。然而卻使我大吃一驚。教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後畫上了一個後括號，笑著對我說：“這篇導言統統不要!你這裡面全是華而不實的空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別人要攻擊你，到處都是暴露點，一點防禦也沒有!”對我來說，這真如晴天霹靂，打得我一時說不上話來。但是，經過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覺到，教授這一棍打得好，我畢生受用不盡。
第二件事情是，論文完成以後，口試接著通過，學位拿到了手。論文需要從頭到尾認真核對，不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和雜誌。要知道，在三年以內，我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過大量的書籍和報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當時就感到十分煩膩。現在再在短期內，把這樣多的書籍重新借上一遍，心裡要多膩味就多膩味。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只有硬著頭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出處重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發生任何一點錯誤。
後來我發現，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辦法來一一仔細核對。一個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議分工。他們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保證不出錯誤。這個法子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明的”辦法嗎?德國書中的錯誤之少，是舉世聞名的。有的極為複雜的書竟能一個錯誤都沒有，連標點符號都包括在裡面。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國人為什麼能做到呢?他們並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們比別人高出一頭的訣竅就在於他們的“笨”。我想改幾句中國古書上的話：德國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觀我們中國的學術界，情況則頗有不同。在這裡有幾種情況。中國學者博聞強記，世所艷稱。背誦的本領更令人吃驚。過去有人能背誦四書五經，據說還能倒背。寫文章時，用不著去查書，順手寫出，即成文章。但是記憶力會時不時出點問題的。中國近代一些大學者的著作，若加以細緻核對，也往往有引書出錯的情況。這是出上乘的錯。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圖省事，抄別人的文章時，也不去核對，於是寫出的文章經不起核對。這是責任心不強，學術良心不夠的表現。還有更壞的就是胡抄一氣，只要書籍文章能夠印出，哪管它什麼讀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顧。我國的書評工作又遠遠跟不上。即使發現了問題，也往往“為賢者諱”，怕得罪人，一聲不吭。在我們當前的學術界，這種情況能說是稀少嗎?我希望我們的學術界能痛改這種極端惡劣的作風。
我上了九年大學，在德國學習時，我自己認為收穫最大的就是以上兩點。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卑之無甚高論。我不去爭辯。我現在年屆耄耋，如果年輕的學人不棄老朽，問我有什麼話要對他們講，我就講這兩點。
《季羨林自選集》跋
更新時間:2009-7-13 1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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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5月5日寫於北京大學
季羨林先生是我尊敬的國學大師，但他的貢獻和意義又遠在其學問之上。我嘗問先生：“你所治之學，如吐火羅文，如大印度佛教，於今天何用?”他肅然答道：“學問不問有用無用，只問精不精。”嚴謹的治學態度發人深省。此其一令人尊敬。先生學問雖專、雖深，然文風曉暢樸實，散文尤美。就是有關佛學、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如《糖史》這些很專的學術論著也深入淺出，條分縷析。雖學富五車，卻水深愈靜，絕無一絲賣弄。此其二令人尊敬。先生以教授身份居校園凡六十年，然放眼天下，心憂國事。常憶季荷池畔紅磚小樓，拜訪時，品評人事，說到動人處，竟眼含熱淚。我曾問之，最佩服者何人。答曰：“梁漱溟”。又問再有何人。答曰：“彭德懷。”問其因，只為他們有骨氣。聯繫“文革”中，先生身陷牛棚，寧折不屈，士身不可辱，公心憂天下。此其三令人尊敬。
先生學問之衣缽，自有專業人士接而傳之。然治學之志、文章之風、人格之美則應為學術界、全社會，尤其是青少年所學、所重。而這一切又都體現在先生的文章著作中。於是遂建議於先生全部著作中，選易普及之篇，面對一般讀者，編一季文普及讀本。適有漆峻泓先生、華藝出版社領導多方促成，於是有此選本問世，庶可體現初衷。
梁衡
2008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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