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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已深的“當年遊俠人”，明知不可能再次“撫劍獨行游”，但仍希望保存當初的“意氣”。太炎先生對這位弟子也極為關切，與吳承仕通信時常常提及。《章炳麟論學集》439頁，錄有1924年10月23日章答吳書，甚可把玩：得書為之噴飯。季剛四語，正可入《新世說》，於實事無與也。然揣季剛生平，敢於侮同類，而不敢排異己。昔年與桐城派人爭論駢散，然不罵新文化。今之治烏龜殼、舊檔案者，學雖膚受，然亦尚是舊學一流，此外可反對者甚多。發小豝而縱大兕，真可怪也。勸之必不聽，只可俟後世劉義慶來為記述耳。撇開具體人事之是非，就像章太炎所說的，暫時將黃氏的舉措理解為“與實事無與也”;那麼，其“意氣用事”之可笑與可愛，方才表露無遺。這也是章氏雖屢次表示對黃氏“侮同類”而不“排異己”的不滿，但都一笑置之;反過來，還很欣賞這種無是非得失、而且不講策略的“意氣用事”。
三
可這仍然不足以盡季剛先生。就像不循禮法而又事親極孝一樣，季剛先生為人狂傲，治學卻極謹慎。《蘄春黃氏文存》附有《黃先生語錄》百餘則，雖非季剛先生的直接著述，但多在弟子的回憶文章中出現過，大致可信:“治學第一當恪守師承。第二當博學多聞。第三當謹於言語”;“漢學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鬆一字”;“凡研究學問，闕助則支離，好奇則失正，所謂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這些論學之語，出自“當年遊俠人”之口，總顯得有點不協調。季剛先生以名士風流著稱，論學時卻又如此謹慎，絕無一般名士之不求甚解與不能服善的習氣。
很容易將此等學風歸之於清儒家法，這自然不錯，只是失之浮泛。《復許仁書》中，黃氏對清學有相當嚴厲的批評，可仍然強調治經“以篤守師說為宜”。下面這段話，不見得為人所理解：與其創新說以正前文，不若守舊聞而乏奇識。大抵少年銳氣，無往不形獨到。董理舊文，則無事乎此。侃六七年前每事好為新說，自事儀征而後，乃恍然於所尚之非，而已駟不及舌矣。
《當年遊俠人》 第四部分“當年遊俠人”(3)
如此褒揚“守舊”而貶斥“創新”，實在不合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學術潮流。黃氏再三陳述“篤守一經”的必要性，正是針對時人之“好為傀異”。私下裡，季剛先生也有“先須專主一家”、“繼須兼通眾家”之類的說法(《黃先生語錄》)，但在公開場合，季剛先生更願意標榜其“說經獨本漢唐傳注正義”。對於黃氏此等抵抗流俗之苦心，章太炎在《中央大學文藝叢刊黃季剛先生遺著專號序》中有所披露。
就像章太炎所說的，季剛先生“性雖倜異，其為學一本師法，不敢失尺寸”。提及小學必稱太炎師，提及經學則是儀征劉申叔。黃侃之師從劉師培，本身便是近代學界的一大雅事。1919年，時年三十四、任北大教授已六年、學業上卓然成家的黃季剛先生，正式拜只比自己長兩歲、而且已有十幾年交誼的劉師培為師，理由是經學不如對方。拜師當年，劉君即去世，季剛先生仍謹守師禮，動輒稱先師如何如何。謹守師禮與突破師說，二者並不矛盾，也就是前引章太炎所說的，名為師徒,“轉相啟發者多矣”。
最能體現季剛先生“扎硬寨打死仗”之治學風格者，莫過於點書。季剛先生譏笑世人讀書不細，只願“煞書頭”，而不肯一字一句讀通讀透。引一段1928年5月3日日記，已見季剛先生的讀書方法：余觀書之捷，不讓先師劉君。平生手加點識書，如《文選》蓋已十過,《漢書》已三過，註疏圈識，丹黃爛然。《新唐書》先讀，後以朱點，復以墨點，亦是三過。《說文》、《爾雅》、《廣韻》三書殆不能遍數。
如此讀書，實在說不上瀟灑。章太炎《菿漢閒話》稱“學者雖聰慧絕人，其始必以愚自處”，舉的例子便是黃季剛。不過，據太炎先生稱，一旦“昭然如披雲霧見青天”，便該“智愚雜用，無所不可”。而季剛先生似乎更願意始終“以愚自處”，因其去世前一月，仍在點《唐駢文鈔》。世人皆知季剛先生狂傲，沒想到他讀書時竟如此如履薄冰。《與徐行可書》對此有個解釋:“常人每自尊大，至於吾輩，見事略多，輒自謂比之古人，曾無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遙遠，我勞如何乎?”關鍵在於見事略多與前路遙遠，故多有敬畏之心，無暇自尊自大。
對學問多有敬畏之心，季剛先生於是不敢輕言著述。嘗言五十後當著書，可惜年僅及五十而歿。就在季剛先生去世的第二天，章太炎致書吳承仕，感慨其得意門生“身後著述無傳，亦由閉距太嚴之過，真可為太息者也”。撰寫墓志銘時，太炎先生仍念念不忘這一點。“著述無傳”云云，固是誇大其辭，但季剛先生由於落筆過分矜持，未盡其才，卻是學界所一致公認的。只是黃氏之學術成就，與其謹嚴的治學風格密切相關，太炎先生讚賞的“以愚自處”的另一面，正是其譏諷的“不肯輕著書”。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是也。
辛亥革命後折節詩書且後來大有成就者正不少。由“當年遊俠人”自覺且自願轉為“今日窮途士”，除了“樂道”故而只好“安貧”外，還有生活方式及精神氣度的改變。各人情況不同，調整的策略也迥異。比如，熊十力依然故我，在其述學文字中仍意氣風發，頗具大俠精神;陳垣則以儒雅博學見稱於世，為人治學均平正通達。只有黃侃——還可以加上其師章太炎、同門周樹人，都是為人狂狷，而治學則格外謹嚴。
三
可這仍然不足以盡季剛先生。就像不循禮法而又事親極孝一樣，季剛先生為人狂傲，治學卻極謹慎。《蘄春黃氏文存》附有《黃先生語錄》百餘則，雖非季剛先生的直接著述，但多在弟子的回憶文章中出現過，大致可信:“治學第一當恪守師承。第二當博學多聞。第三當謹於言語”;“漢學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鬆一字”;“凡研究學問，闕助則支離，好奇則失正，所謂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這些論學之語，出自“當年遊俠人”之口，總顯得有點不協調。季剛先生以名士風流著稱，論學時卻又如此謹慎，絕無一般名士之不求甚解與不能服善的習氣。
很容易將此等學風歸之於清儒家法，這自然不錯，只是失之浮泛。《復許仁書》中，黃氏對清學有相當嚴厲的批評，可仍然強調治經“以篤守師說為宜”。下面這段話，不見得為人所理解：與其創新說以正前文，不若守舊聞而乏奇識。大抵少年銳氣，無往不形獨到。董理舊文，則無事乎此。侃六七年前每事好為新說，自事儀征而後，乃恍然於所尚之非，而已駟不及舌矣。
《當年遊俠人》 第四部分“當年遊俠人”(3)
如此褒揚“守舊”而貶斥“創新”，實在不合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學術潮流。黃氏再三陳述“篤守一經”的必要性，正是針對時人之“好為傀異”。私下裡，季剛先生也有“先須專主一家”、“繼須兼通眾家”之類的說法(《黃先生語錄》)，但在公開場合，季剛先生更願意標榜其“說經獨本漢唐傳注正義”。對於黃氏此等抵抗流俗之苦心，章太炎在《中央大學文藝叢刊黃季剛先生遺著專號序》中有所披露。
就像章太炎所說的，季剛先生“性雖倜異，其為學一本師法，不敢失尺寸”。提及小學必稱太炎師，提及經學則是儀征劉申叔。黃侃之師從劉師培，本身便是近代學界的一大雅事。1919年，時年三十四、任北大教授已六年、學業上卓然成家的黃季剛先生，正式拜只比自己長兩歲、而且已有十幾年交誼的劉師培為師，理由是經學不如對方。拜師當年，劉君即去世，季剛先生仍謹守師禮，動輒稱先師如何如何。謹守師禮與突破師說，二者並不矛盾，也就是前引章太炎所說的，名為師徒,“轉相啟發者多矣”。
最能體現季剛先生“扎硬寨打死仗”之治學風格者，莫過於點書。季剛先生譏笑世人讀書不細，只願“煞書頭”，而不肯一字一句讀通讀透。引一段1928年5月3日日記，已見季剛先生的讀書方法：余觀書之捷，不讓先師劉君。平生手加點識書，如《文選》蓋已十過,《漢書》已三過，註疏圈識，丹黃爛然。《新唐書》先讀，後以朱點，復以墨點，亦是三過。《說文》、《爾雅》、《廣韻》三書殆不能遍數。
如此讀書，實在說不上瀟灑。章太炎《菿漢閒話》稱“學者雖聰慧絕人，其始必以愚自處”，舉的例子便是黃季剛。不過，據太炎先生稱，一旦“昭然如披雲霧見青天”，便該“智愚雜用，無所不可”。而季剛先生似乎更願意始終“以愚自處”，因其去世前一月，仍在點《唐駢文鈔》。世人皆知季剛先生狂傲，沒想到他讀書時竟如此如履薄冰。《與徐行可書》對此有個解釋:“常人每自尊大，至於吾輩，見事略多，輒自謂比之古人，曾無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遙遠，我勞如何乎?”關鍵在於見事略多與前路遙遠，故多有敬畏之心，無暇自尊自大。
對學問多有敬畏之心，季剛先生於是不敢輕言著述。嘗言五十後當著書，可惜年僅及五十而歿。就在季剛先生去世的第二天，章太炎致書吳承仕，感慨其得意門生“身後著述無傳，亦由閉距太嚴之過，真可為太息者也”。撰寫墓志銘時，太炎先生仍念念不忘這一點。“著述無傳”云云，固是誇大其辭，但季剛先生由於落筆過分矜持，未盡其才，卻是學界所一致公認的。只是黃氏之學術成就，與其謹嚴的治學風格密切相關，太炎先生讚賞的“以愚自處”的另一面，正是其譏諷的“不肯輕著書”。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是也。
辛亥革命後折節詩書且後來大有成就者正不少。由“當年遊俠人”自覺且自願轉為“今日窮途士”，除了“樂道”故而只好“安貧”外，還有生活方式及精神氣度的改變。各人情況不同，調整的策略也迥異。比如，熊十力依然故我，在其述學文字中仍意氣風發，頗具大俠精神;陳垣則以儒雅博學見稱於世，為人治學均平正通達。只有黃侃——還可以加上其師章太炎、同門周樹人，都是為人狂狷，而治學則格外謹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