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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整天東跑西顛，看不見他有安分的時候。攝影部辦青年記者培訓班，請他講講採訪社會新聞的體會，早就跟他打過招呼，但從不見他坐下來準備，辦班的人提醒了幾次，果然準時上講台，帶著厚厚的講稿還有若干張卡片。從中國講到外國，從魯迅講到黑格爾，旁徵博引，滔滔不絕，有理論，有實踐，令聽課的老少同行折服。
講課的時候，離他去巴格達還有五天，他在課堂上說，要去巴格達，要當卡帕，最好是單身男青年，別結婚。
如果你因此相信了他是預見有巴格達之行，才沒談戀愛，甚至以為他會為事業抱獨身主義，那可就上當了。
他剛來新華社那年，有人給他介紹對象。當時兩伊戰爭還沒結束，他整天嚷嚷要去貝魯特。他問介紹人，姑娘有尼康嗎？她能去貝魯特嗎？具備這兩條，我就同意。態度挺誠懇，氣得介紹人罵他傻瓜。他笑嘻嘻的，好像真有點傻。
裝傻，是他應付難題的絕招，這招數到巴格達還真用上了。臨戰的巴格達，不許任何外國記者隨便拍照，背相機上街被視為“違法”。老百姓不懂英語，他不會阿語，除了“西尼夏比撒狄克“（中國記者好朋友），說完這句話，就沖人家傻笑。老百姓莫名其妙，看他樣子和氣，便朝他友好地揮揮手，不再糾纏。
在巴格達機場採訪聯合國秘書長時，他又一次靠裝傻得逞。軍警命令所有記者列隊進入一間屋子與德奎利亞爾見面。他俯首聽命，規規矩矩，趁其不備，一個急轉身，邁腿跨過欄杆，幾步小跑，追上秘書長一行，緊貼著貴賓往裡走。這回真的是後有追兵，他卻佯裝不知，搶到最好的位置，拍到令美聯、共同記者望塵莫及的鏡頭。
有道是大智若愚。識不透他的狡黠才真是犯傻。
（本文原載《人民攝影》1991年2月13日頭版）
附錄四 紅色在行動
——記新華社攝影記者唐師曾
新華社記者羅更前
影星阿蘭•德隆到京，在一個不允許任何記者拍攝的場合，卻有一台相機硬是擠了進去，操作這台相機的是個穿紅色上衣的青年記者。
京津公路上，一輛“奔馳”牌轎車，以140英里的時速，緊緊尾隨著公安局的警車，車上坐的又是這個身著紅上衣的青年，在抓獲殺害北大研究生的兇犯時，他按下了快門。
外交部招待所起火，迅速到達現場，衝進火場，端起相機的，還是紅色上衣……
這個經常身著紅色上衣活躍在新聞現場的青年是新華社攝影記者唐師曾。他喜歡紅色，需要紅色，他認為紅色有緊迫感，紅色熱情、好勝，容易給人留下記憶，為下次採訪提供方便。
一年半之前，他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再往前，他是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學生。憑著他的勤奮，憑著他那一張張用草板紙裱糊的半生不熟的作品，去年1月，他敲開了新華社的大門。從那時起，攝影部的發稿欄里出現了一個新的名字，幾乎每天都有。同行們很快就將這個名字和那來去匆匆的紅色身影對上了號。就在小唐擔心自己的潘太克斯相機不定哪天就會因勞累過度而罷工的時候，他領到了尼康。
“發我兩台尼康……”，他激動得像范進中舉一樣逢人便講，以致在工作時不慎被裁刀鍘破了手。幾天後，他又因如願地領到了鏡頭，高興地一躍，頭撞在門框上，打了“補丁”。小唐的確興奮過度，只有那些親身經歷過戰火的士兵才懂得武器精良的重要。
就在大家認為唐師曾躊躇滿志、如魚得水的時候，小唐突然感到心虛了。他拼命向有經驗的記者學習，希望能集眾家之長於一身，他有一大幫師傅。他一面向周圍的同行拜師求教，一面像當年著迷於世界戰爭史一樣開始津津有味地研究世界著名的新聞攝影記者是如何工作的。
他敬佩美國的羅伯特•卡帕，在踩上地雷的一瞬間還不忘按一下快門，並含笑死去，他覺得為自己所酷愛的事業獻身是值得的。
他把路透社駐菲律賓首席攝影記者維科所說的“我為我的傳真線拼命”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他只著眼於他每天的發稿量，只關心他的“老闆”需要什麼樣的新聞照片、人民想看什麼新聞、自己怎樣拍到這樣的新聞。他希望他的讀者能在採訪現場、在見諸報端的新聞照片署名中結識他、承認他。從他領到相機到現在的400多天裡，他已經向國內外發出了700多張照片，這樣的工作效率確實令新華社的同行們刮目。
有人覺得他不像是官方通訊社記者，這大概是因為他不夠氣派，或許是因為他的採訪途徑太不正式。確實，小唐獲得的許多採訪線索是有點邪門兒，這是因為他的人緣兒好、交際廣，從掌握實權的政府官員到某傳達室的看門老頭都是他的結識對象，都有可能成為他的“眼線”。
人們看他憨厚、滑稽，而且又姓唐，便給他冠以“唐老鴨”的外號，他欣然納之。其實，這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他的機敏。誰能相信他曾經採用被值勤人員抓進去的方法接近採訪對象，他曾經大敞著鏡頭，風風火火地將一張張新華社攝影部的GG煞有介事地塞進值勤人員手裡，當人家展開閱讀時，他已混進了包圍圈，到達了拍攝現場。
講課的時候，離他去巴格達還有五天，他在課堂上說，要去巴格達，要當卡帕，最好是單身男青年，別結婚。
如果你因此相信了他是預見有巴格達之行，才沒談戀愛，甚至以為他會為事業抱獨身主義，那可就上當了。
他剛來新華社那年，有人給他介紹對象。當時兩伊戰爭還沒結束，他整天嚷嚷要去貝魯特。他問介紹人，姑娘有尼康嗎？她能去貝魯特嗎？具備這兩條，我就同意。態度挺誠懇，氣得介紹人罵他傻瓜。他笑嘻嘻的，好像真有點傻。
裝傻，是他應付難題的絕招，這招數到巴格達還真用上了。臨戰的巴格達，不許任何外國記者隨便拍照，背相機上街被視為“違法”。老百姓不懂英語，他不會阿語，除了“西尼夏比撒狄克“（中國記者好朋友），說完這句話，就沖人家傻笑。老百姓莫名其妙，看他樣子和氣，便朝他友好地揮揮手，不再糾纏。
在巴格達機場採訪聯合國秘書長時，他又一次靠裝傻得逞。軍警命令所有記者列隊進入一間屋子與德奎利亞爾見面。他俯首聽命，規規矩矩，趁其不備，一個急轉身，邁腿跨過欄杆，幾步小跑，追上秘書長一行，緊貼著貴賓往裡走。這回真的是後有追兵，他卻佯裝不知，搶到最好的位置，拍到令美聯、共同記者望塵莫及的鏡頭。
有道是大智若愚。識不透他的狡黠才真是犯傻。
（本文原載《人民攝影》1991年2月13日頭版）
附錄四 紅色在行動
——記新華社攝影記者唐師曾
新華社記者羅更前
影星阿蘭•德隆到京，在一個不允許任何記者拍攝的場合，卻有一台相機硬是擠了進去，操作這台相機的是個穿紅色上衣的青年記者。
京津公路上，一輛“奔馳”牌轎車，以140英里的時速，緊緊尾隨著公安局的警車，車上坐的又是這個身著紅上衣的青年，在抓獲殺害北大研究生的兇犯時，他按下了快門。
外交部招待所起火，迅速到達現場，衝進火場，端起相機的，還是紅色上衣……
這個經常身著紅色上衣活躍在新聞現場的青年是新華社攝影記者唐師曾。他喜歡紅色，需要紅色，他認為紅色有緊迫感，紅色熱情、好勝，容易給人留下記憶，為下次採訪提供方便。
一年半之前，他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再往前，他是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學生。憑著他的勤奮，憑著他那一張張用草板紙裱糊的半生不熟的作品，去年1月，他敲開了新華社的大門。從那時起，攝影部的發稿欄里出現了一個新的名字，幾乎每天都有。同行們很快就將這個名字和那來去匆匆的紅色身影對上了號。就在小唐擔心自己的潘太克斯相機不定哪天就會因勞累過度而罷工的時候，他領到了尼康。
“發我兩台尼康……”，他激動得像范進中舉一樣逢人便講，以致在工作時不慎被裁刀鍘破了手。幾天後，他又因如願地領到了鏡頭，高興地一躍，頭撞在門框上，打了“補丁”。小唐的確興奮過度，只有那些親身經歷過戰火的士兵才懂得武器精良的重要。
就在大家認為唐師曾躊躇滿志、如魚得水的時候，小唐突然感到心虛了。他拼命向有經驗的記者學習，希望能集眾家之長於一身，他有一大幫師傅。他一面向周圍的同行拜師求教，一面像當年著迷於世界戰爭史一樣開始津津有味地研究世界著名的新聞攝影記者是如何工作的。
他敬佩美國的羅伯特•卡帕，在踩上地雷的一瞬間還不忘按一下快門，並含笑死去，他覺得為自己所酷愛的事業獻身是值得的。
他把路透社駐菲律賓首席攝影記者維科所說的“我為我的傳真線拼命”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他只著眼於他每天的發稿量，只關心他的“老闆”需要什麼樣的新聞照片、人民想看什麼新聞、自己怎樣拍到這樣的新聞。他希望他的讀者能在採訪現場、在見諸報端的新聞照片署名中結識他、承認他。從他領到相機到現在的400多天裡，他已經向國內外發出了700多張照片，這樣的工作效率確實令新華社的同行們刮目。
有人覺得他不像是官方通訊社記者，這大概是因為他不夠氣派，或許是因為他的採訪途徑太不正式。確實，小唐獲得的許多採訪線索是有點邪門兒，這是因為他的人緣兒好、交際廣，從掌握實權的政府官員到某傳達室的看門老頭都是他的結識對象，都有可能成為他的“眼線”。
人們看他憨厚、滑稽，而且又姓唐，便給他冠以“唐老鴨”的外號，他欣然納之。其實，這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他的機敏。誰能相信他曾經採用被值勤人員抓進去的方法接近採訪對象，他曾經大敞著鏡頭，風風火火地將一張張新華社攝影部的GG煞有介事地塞進值勤人員手裡，當人家展開閱讀時，他已混進了包圍圈，到達了拍攝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