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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1987年初他叩開了新華社攝影部的大門。從此他如魚得水，天天奔走於北京的大街小巷，而什剎海邊的那個家，就簡直像個旅館了。他白天黑夜不著家，家人理解：為新華社幹活去了。他要是有一天在家閒著，家裡人倒不習慣了，還得提防著躲著點兒，一沒活兒干，他就難受，瞧著誰都要橫眼運氣。可他媽媽樂意：不管咋的，看著兒子在身邊就安心。可以讓他喝上碗熱粥，吃上幾張娘親手烙的餡餅。要不這幾年跑新聞跑出來的胃病怎麼好得了呢。
可要一聽見腰間的bp機嘀嘀作響——準是又有新聞了。他頓時像只候食多日的老虎，渾身一抖，精神大振，沖將出去。
他喜歡紅色，因為“騎自行車撞不著”，於是不管走到哪裡，一襲紅衫成了他的標誌。那個紅色的身影一出現，人們就知道又有麻煩了。“紅色在行動”——1988年《中國青年報》上刊登的關於他的一篇特寫表明了圈內人對他的認可、國外人對他的了解。
他人緣不錯，那滿臉的燦爛，贏得了上至部長下至平民男女老少的信任和友情，可是他那憨憨的眼神中不時閃過的一絲狡黠告訴你：這小子不傻。為達到目的，他會使盡渾身解數。那年，他就是夾著一卷登有他拍的頭版照片的破報紙，穿一身洗得發白的中山服，一副極誠懇的青年樣兒，來到我的辦公室，得到了一張記者採訪證。就連北京市公安局長蘇仲祥、副市長張百發也成了搭肩摟腰站在一起合影的朋友。翻開他那破破爛爛、貼了又貼的通信錄。看看那分門別類排列的上千個地址與電話，就知道這傢伙幾年下的功夫。
不知底細的會以為他有多大背景，同齡人則羨慕他的好運氣，其實，他就想當個好記者，是中國的好記者。在這個金錢與權勢被相當一些人信奉至上的社會裡，記者，尤其是國家級通訊社的攝影記者，本是個很不錯、相當有油水可撈的職業。憑他的相機、他的名氣，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大把的“大團結”、美元港鈔。他信奉的是：我要忠於我的“新華”。他能放棄參賽得獎的機會，聽命於“老闆”的調遣；為了“新華”，他能扔下發大財、得大件、出國旅遊、休假的好事，就知道忙於那不來錢的拍照、沖卷。有時晚上一個活動結束了，別人都回家睡覺了，他還是回社裡沖捲髮稿。因為“新華的稿是新聞稿，要當天的”。當今，大批年輕人都往美利堅、法蘭西、英格蘭涌去，他卻主動申請去那整天不得消停的中東。海灣打起來時，他迎著炮火去那兒玩了一趟命，回來後，沒立功沒受獎，沒長工資沒分房，可他也沒吭聲。照樣背起相機，從前線到了洪水災區。他那股要獻身理想的真誠，那股認真得近乎學究的憨勁，使我在第一次見到他時竟驚訝：在這20世紀90年代的京城，從事著這時髦、現代的行當，居然還有這麼書卷氣的記者。如果說，不凡的家世、良好的家教，薰陶了這位年輕人比同齡人更深厚的文化功底，四年的北大教育培養了一種信仰與精神，四年的執教生涯訓練了他的思維與表達能力並且給予了一種理論的修養與準備，那麼，四年“新華”的經歷與環境對他的成長與成功更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念念不忘“新華”對他的“恩情”：“新華”老總們對他的關懷、老小記者們對他的幫助教誨，“新華”為他提供了bp機、手攜式行動電話，送他進湯姆森國際新聞中心培訓，送他學開車……要是“新華”有誰誇他一句，他能樂得屁顛屁顛的，恨不能記一輩子。
生活中，有時人顯得很有些迂，有些不合時宜。他能把應得的禮品全送給隨車司機，因為“他比我更辛苦”；他能在刺骨的冰水中背著老人與女孩過河，一聲不吭；他能為大獎賽中弄虛作假、欺負百姓的罪惡“慣常”行為痛苦得輾轉難寐；他能為一篇小說感動得涕淚交加，在火車上出盡洋相；他能傾盡身上所有給飢餓的孩子；他能為與一隻小狗的分離而珠淚潸然。他還會踩縫紉機，家裡的縫紉機還是買來後他自己裝配成的；他會彈吉他，他會下西洋棋，興起時還願教你一兩手。他閒暇時會給你吹上一段不成調的口哨、唱上一曲崔健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侃上一段令人捧腹的民間故事……
是的，他熱愛生活，熱愛自然，更愛他的祖國、他的人民。去年他申請赴海灣前線的報告批准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攝影背心的前胸後背分別縫上鮮艷的五星紅旗。在海灣的一百多個日日夜夜裡，不管多苦多累多難，他牢記的是：決不給中國人丟臉，要為“新華”爭光。
今天他又踏上赴中東的行程，背負著中國新華社的使命：他成為新華社中東分社常駐記者。他又開始活躍在開羅的街頭巷尾、古蹟遺址，用自己的鏡頭去捕捉、去反映埃及人民的古今生活。他往往是一上班就駕車出去“野”，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分社沖卷做片子。從國內各大報紙不斷亮相的照片、文字，朋友們又好像見到了他。這小子還是閒不住。半年來，鴨子不僅在埃及境內轉悠，從開羅到南部的亞斯文到北部的阿拉曼，還和他的同事在利比亞被聯合國制裁的當間冒險進入利比亞。兩周內，他們克服重重障礙，搶拍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還意外地受邀採訪了卡扎菲，參觀了利比亞女子軍事學院。前不久，他又千里單騎穿越埃及的大沙漠赴以色列採訪，收穫又是大大的。當朋友們羨慕他能親臨目睹吉薩金字塔及獅身人面像、驚呼“這小子居然和大名鼎鼎的卡扎菲坐在一起照相”時，人們可曾想過，這段日子他碰到了多少困難：語言不通，像個“聾子”、“瞎子”似的與阿拉伯人比比劃劃，連蒙帶猜，彼此才似懂非懂；生活習慣相異，在京城他最怕牛羊肉的膻味，可如今只能天天湊合，愁得他媽老想給兒子包頓豬肉餡的餃子送去；還有，遇上中東這麼塊動盪之地，人的神經總是緊張兮兮，“階級鬥爭”的弦繃得格外緊，略有不順眼，相機就要遭殃，膠捲被強行拉出曝光，人也得挨刺兒受辱。碰上個非常事件、是非之地，還老得後腦勺上長隻眼，以提防那不長眼的槍彈。可鴨子不願提這些，整日還是“嘻皮笑臉”的。就是一點他認真，讓他“深情”：“我好想好想我的祖國。真的，我不想家，但想我的祖國。”跟真的似的，可這時他的確樂不起來了，好像有許多許多往事在回憶、在追憶……
可要一聽見腰間的bp機嘀嘀作響——準是又有新聞了。他頓時像只候食多日的老虎，渾身一抖，精神大振，沖將出去。
他喜歡紅色，因為“騎自行車撞不著”，於是不管走到哪裡，一襲紅衫成了他的標誌。那個紅色的身影一出現，人們就知道又有麻煩了。“紅色在行動”——1988年《中國青年報》上刊登的關於他的一篇特寫表明了圈內人對他的認可、國外人對他的了解。
他人緣不錯，那滿臉的燦爛，贏得了上至部長下至平民男女老少的信任和友情，可是他那憨憨的眼神中不時閃過的一絲狡黠告訴你：這小子不傻。為達到目的，他會使盡渾身解數。那年，他就是夾著一卷登有他拍的頭版照片的破報紙，穿一身洗得發白的中山服，一副極誠懇的青年樣兒，來到我的辦公室，得到了一張記者採訪證。就連北京市公安局長蘇仲祥、副市長張百發也成了搭肩摟腰站在一起合影的朋友。翻開他那破破爛爛、貼了又貼的通信錄。看看那分門別類排列的上千個地址與電話，就知道這傢伙幾年下的功夫。
不知底細的會以為他有多大背景，同齡人則羨慕他的好運氣，其實，他就想當個好記者，是中國的好記者。在這個金錢與權勢被相當一些人信奉至上的社會裡，記者，尤其是國家級通訊社的攝影記者，本是個很不錯、相當有油水可撈的職業。憑他的相機、他的名氣，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大把的“大團結”、美元港鈔。他信奉的是：我要忠於我的“新華”。他能放棄參賽得獎的機會，聽命於“老闆”的調遣；為了“新華”，他能扔下發大財、得大件、出國旅遊、休假的好事，就知道忙於那不來錢的拍照、沖卷。有時晚上一個活動結束了，別人都回家睡覺了，他還是回社裡沖捲髮稿。因為“新華的稿是新聞稿，要當天的”。當今，大批年輕人都往美利堅、法蘭西、英格蘭涌去，他卻主動申請去那整天不得消停的中東。海灣打起來時，他迎著炮火去那兒玩了一趟命，回來後，沒立功沒受獎，沒長工資沒分房，可他也沒吭聲。照樣背起相機，從前線到了洪水災區。他那股要獻身理想的真誠，那股認真得近乎學究的憨勁，使我在第一次見到他時竟驚訝：在這20世紀90年代的京城，從事著這時髦、現代的行當，居然還有這麼書卷氣的記者。如果說，不凡的家世、良好的家教，薰陶了這位年輕人比同齡人更深厚的文化功底，四年的北大教育培養了一種信仰與精神，四年的執教生涯訓練了他的思維與表達能力並且給予了一種理論的修養與準備，那麼，四年“新華”的經歷與環境對他的成長與成功更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念念不忘“新華”對他的“恩情”：“新華”老總們對他的關懷、老小記者們對他的幫助教誨，“新華”為他提供了bp機、手攜式行動電話，送他進湯姆森國際新聞中心培訓，送他學開車……要是“新華”有誰誇他一句，他能樂得屁顛屁顛的，恨不能記一輩子。
生活中，有時人顯得很有些迂，有些不合時宜。他能把應得的禮品全送給隨車司機，因為“他比我更辛苦”；他能在刺骨的冰水中背著老人與女孩過河，一聲不吭；他能為大獎賽中弄虛作假、欺負百姓的罪惡“慣常”行為痛苦得輾轉難寐；他能為一篇小說感動得涕淚交加，在火車上出盡洋相；他能傾盡身上所有給飢餓的孩子；他能為與一隻小狗的分離而珠淚潸然。他還會踩縫紉機，家裡的縫紉機還是買來後他自己裝配成的；他會彈吉他，他會下西洋棋，興起時還願教你一兩手。他閒暇時會給你吹上一段不成調的口哨、唱上一曲崔健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侃上一段令人捧腹的民間故事……
是的，他熱愛生活，熱愛自然，更愛他的祖國、他的人民。去年他申請赴海灣前線的報告批准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攝影背心的前胸後背分別縫上鮮艷的五星紅旗。在海灣的一百多個日日夜夜裡，不管多苦多累多難，他牢記的是：決不給中國人丟臉，要為“新華”爭光。
今天他又踏上赴中東的行程，背負著中國新華社的使命：他成為新華社中東分社常駐記者。他又開始活躍在開羅的街頭巷尾、古蹟遺址，用自己的鏡頭去捕捉、去反映埃及人民的古今生活。他往往是一上班就駕車出去“野”，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分社沖卷做片子。從國內各大報紙不斷亮相的照片、文字，朋友們又好像見到了他。這小子還是閒不住。半年來，鴨子不僅在埃及境內轉悠，從開羅到南部的亞斯文到北部的阿拉曼，還和他的同事在利比亞被聯合國制裁的當間冒險進入利比亞。兩周內，他們克服重重障礙，搶拍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還意外地受邀採訪了卡扎菲，參觀了利比亞女子軍事學院。前不久，他又千里單騎穿越埃及的大沙漠赴以色列採訪，收穫又是大大的。當朋友們羨慕他能親臨目睹吉薩金字塔及獅身人面像、驚呼“這小子居然和大名鼎鼎的卡扎菲坐在一起照相”時，人們可曾想過，這段日子他碰到了多少困難：語言不通，像個“聾子”、“瞎子”似的與阿拉伯人比比劃劃，連蒙帶猜，彼此才似懂非懂；生活習慣相異，在京城他最怕牛羊肉的膻味，可如今只能天天湊合，愁得他媽老想給兒子包頓豬肉餡的餃子送去；還有，遇上中東這麼塊動盪之地，人的神經總是緊張兮兮，“階級鬥爭”的弦繃得格外緊，略有不順眼，相機就要遭殃，膠捲被強行拉出曝光，人也得挨刺兒受辱。碰上個非常事件、是非之地，還老得後腦勺上長隻眼，以提防那不長眼的槍彈。可鴨子不願提這些，整日還是“嘻皮笑臉”的。就是一點他認真，讓他“深情”：“我好想好想我的祖國。真的，我不想家，但想我的祖國。”跟真的似的，可這時他的確樂不起來了，好像有許多許多往事在回憶、在追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