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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我才知道，老鮑勃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年輕時曾是個大出風頭的戰地記者。幾個月後，當我從湯姆森畢業時，老鮑勃竟主動為我寫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薦信，聲稱要推薦中國最好的新聞攝影師到英國艦隊街上學。可我由於要到秦嶺拍野生熊貓而作罷。
老鮑勃教了我許多皮肉上磨鍊出來的絕招，如面對開槍的軍警應往人多的地方鑽之類，並危言聳聽地警告我，好記者不僅要能快速到達現場，還得善於對付新聞檢查。果然不出兩年，從北京到巴格達，老鮑勃的預言我全碰上了。
1990年12月23日，當我飛抵巴格達之時，由於戰爭迫近，新華社巴格達分社的電傳機已被切斷，文傳機也因與伊拉克規定的型號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記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轉，寫好的稿子就是發不出去。至於我的圖片發稿則更是困難萬分，首先我得將放大好的10寸標準傳真照片打好英文說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聞部，經審查合格後再送至伊拉克通訊社圖傳室，由伊通社圖傳室向伊拉克郵電部要國際長途，再傳至新華社巴黎分社，經新華社巴黎分社傳回北京。
由於巴格達情況特殊，對於所有會引起麻煩的敏感題材，我儘量擦著邊走。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迫使每個記者都格外謹慎。對於伊拉克新聞部組織拍照的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遊行，作為“雅嘿”（兄弟）我場場必到，以博得好感。面對新聞檢查，光憑勇敢和誠實遠遠不夠，見機行事的機敏及對你所在國家政局的了解，對該國實力派發自內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戰爭爆發後，伊拉克規定記者發稿只許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為新聞審查官只會這兩種文字。未經伊拉克新聞部審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發。我送審的所有照片都本著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難、譴責戰爭的罪惡、爭取國際社會幫助受戰禍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絕對遵守伊拉克政府各項政策的立場，固此沒惹什麼麻煩。我成了地檔道檔的墨家學派，四處兜售“非攻”。
在與巴格達敵對的特拉維夫，戰時新聞檢查制度更加完備。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大廳，專門設有以色列政府新聞部、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和新聞檢查官三個彼此獨立的辦公室。在這裡，記者可以用任何文字發稿，但必須將稿件內容用希伯來文或英文扼要匯報給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待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審核後，蓋上一個長方形的紫色圖章並簽上姓名才能發出。
以色列是個標榜新聞自由的國家，其新聞檢查更側重於軍事意義。記者采寫的所有稿件不許涉及與軍事有關的地名、數字等，例如對所有“飛毛腿”飛彈命中的目標都只許說“擊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據新聞報導提供的信息，校正“飛毛腿”彈道飛彈的發射軌跡。據我的以色列朋友奧麗特小姐介紹，大名鼎鼎的美國廣播公司就因報導了“飛毛腿”飛彈命中特拉維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採訪，直到在電視節目中“向全體以色列人民公開道歉”後才獲准恢復正常工作。
戰爭爆發後，美制“愛國者”式反彈道飛彈出盡了風頭。我一直想拍特拉維夫城外的美軍愛國者飛彈陣地，可又不敢貿然行事。我找到設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的以色列國防軍新聞發言人，請求拍攝“愛國者”，可新聞發言人聲稱這類軍事目標嚴禁拍照，任我力陳“愛國者”飛彈神奇的新聞性就是毫無效果。最後我說：“我的朋友、台灣電視台的朱增有就拍過‘愛國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為我來自北京。”這個軍官聽罷，像被蠍子蜇了一下連連搖手：“我絕不是這個意思，台灣人可能是偷拍的。”這位發言人竟建議我也去偷拍，不過千萬別把周圍的環境拍進去，如果暴露“愛國者”飛彈部署的位置，那麻煩就大了。
我和法國lestrepublican的插rleslaprevoto驅車到城外，可還沒等靠近“愛國者”陣地外圍的鐵絲網，就被巡邏兵發現，偷拍計劃流產。當日下午，我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成群的“愛國者”飛彈四枚一組裝在巨型發射車上，昂首而立，每十餘台發射車排成一個足球場大小的方陣。這次我們學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機身十fn馬達十300f4，我用尼康fm2機身十md12馬達十80～200f4，隔著計程車的玻璃一通掃射，反正老鮑勃教導我們“新聞價值決定照片質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處，我用肩膀撞開門，甩掉鞋，沖膠捲時緊張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膠捲上的“愛國者”飛彈結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機機頭提到頂，偌大的“愛國者”發射架在照片上還不夠指甲蓋大。我只好把提到頭的放大機搬到洗臉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過頭來趴在地板上鋪平相紙，總算放了張只有“愛國者”飛彈、沒有任何環境的10寸傳真照片。
待我興沖沖捧著這張10寸傳真照片、趕到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新聞檢查辦公室時，只見村田信一正站在那裡發呆。原來村因那捲用300mm鏡頭拍的反轉片因“暴露飛彈陣地的環境”而沒能通過新聞檢查。村田說我那用200mm鏡頭拍的則更不在話下。可當他看到我用放大機頂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時，竟氣得大哭起來，我壞笑著勸村田，拍負片有拍負片的好處。我的照片順利地通過了檢查，當天傳到了北京，《解放軍報》立即刊登了這張照片，這是首張出自中國人之手的“愛國者”照片。
老鮑勃教了我許多皮肉上磨鍊出來的絕招，如面對開槍的軍警應往人多的地方鑽之類，並危言聳聽地警告我，好記者不僅要能快速到達現場，還得善於對付新聞檢查。果然不出兩年，從北京到巴格達，老鮑勃的預言我全碰上了。
1990年12月23日，當我飛抵巴格達之時，由於戰爭迫近，新華社巴格達分社的電傳機已被切斷，文傳機也因與伊拉克規定的型號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記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轉，寫好的稿子就是發不出去。至於我的圖片發稿則更是困難萬分，首先我得將放大好的10寸標準傳真照片打好英文說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聞部，經審查合格後再送至伊拉克通訊社圖傳室，由伊通社圖傳室向伊拉克郵電部要國際長途，再傳至新華社巴黎分社，經新華社巴黎分社傳回北京。
由於巴格達情況特殊，對於所有會引起麻煩的敏感題材，我儘量擦著邊走。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迫使每個記者都格外謹慎。對於伊拉克新聞部組織拍照的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遊行，作為“雅嘿”（兄弟）我場場必到，以博得好感。面對新聞檢查，光憑勇敢和誠實遠遠不夠，見機行事的機敏及對你所在國家政局的了解，對該國實力派發自內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戰爭爆發後，伊拉克規定記者發稿只許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為新聞審查官只會這兩種文字。未經伊拉克新聞部審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發。我送審的所有照片都本著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難、譴責戰爭的罪惡、爭取國際社會幫助受戰禍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絕對遵守伊拉克政府各項政策的立場，固此沒惹什麼麻煩。我成了地檔道檔的墨家學派，四處兜售“非攻”。
在與巴格達敵對的特拉維夫，戰時新聞檢查制度更加完備。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大廳，專門設有以色列政府新聞部、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和新聞檢查官三個彼此獨立的辦公室。在這裡，記者可以用任何文字發稿，但必須將稿件內容用希伯來文或英文扼要匯報給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待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審核後，蓋上一個長方形的紫色圖章並簽上姓名才能發出。
以色列是個標榜新聞自由的國家，其新聞檢查更側重於軍事意義。記者采寫的所有稿件不許涉及與軍事有關的地名、數字等，例如對所有“飛毛腿”飛彈命中的目標都只許說“擊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據新聞報導提供的信息，校正“飛毛腿”彈道飛彈的發射軌跡。據我的以色列朋友奧麗特小姐介紹，大名鼎鼎的美國廣播公司就因報導了“飛毛腿”飛彈命中特拉維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採訪，直到在電視節目中“向全體以色列人民公開道歉”後才獲准恢復正常工作。
戰爭爆發後，美制“愛國者”式反彈道飛彈出盡了風頭。我一直想拍特拉維夫城外的美軍愛國者飛彈陣地，可又不敢貿然行事。我找到設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的以色列國防軍新聞發言人，請求拍攝“愛國者”，可新聞發言人聲稱這類軍事目標嚴禁拍照，任我力陳“愛國者”飛彈神奇的新聞性就是毫無效果。最後我說：“我的朋友、台灣電視台的朱增有就拍過‘愛國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為我來自北京。”這個軍官聽罷，像被蠍子蜇了一下連連搖手：“我絕不是這個意思，台灣人可能是偷拍的。”這位發言人竟建議我也去偷拍，不過千萬別把周圍的環境拍進去，如果暴露“愛國者”飛彈部署的位置，那麻煩就大了。
我和法國lestrepublican的插rleslaprevoto驅車到城外，可還沒等靠近“愛國者”陣地外圍的鐵絲網，就被巡邏兵發現，偷拍計劃流產。當日下午，我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成群的“愛國者”飛彈四枚一組裝在巨型發射車上，昂首而立，每十餘台發射車排成一個足球場大小的方陣。這次我們學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機身十fn馬達十300f4，我用尼康fm2機身十md12馬達十80～200f4，隔著計程車的玻璃一通掃射，反正老鮑勃教導我們“新聞價值決定照片質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處，我用肩膀撞開門，甩掉鞋，沖膠捲時緊張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膠捲上的“愛國者”飛彈結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機機頭提到頂，偌大的“愛國者”發射架在照片上還不夠指甲蓋大。我只好把提到頭的放大機搬到洗臉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過頭來趴在地板上鋪平相紙，總算放了張只有“愛國者”飛彈、沒有任何環境的10寸傳真照片。
待我興沖沖捧著這張10寸傳真照片、趕到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新聞檢查辦公室時，只見村田信一正站在那裡發呆。原來村因那捲用300mm鏡頭拍的反轉片因“暴露飛彈陣地的環境”而沒能通過新聞檢查。村田說我那用200mm鏡頭拍的則更不在話下。可當他看到我用放大機頂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時，竟氣得大哭起來，我壞笑著勸村田，拍負片有拍負片的好處。我的照片順利地通過了檢查，當天傳到了北京，《解放軍報》立即刊登了這張照片，這是首張出自中國人之手的“愛國者”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