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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兒時皈依的師父、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正果法師告訴我，人類的私慾不外為“名、利、色”。可像卡帕這樣早已聞名於世可仍奮鬥不息，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麼樣的私利呢？
1983年我從北大畢業。久居美國加州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地說：“給我買台好相機。”以後，我背著這台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書。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將我推薦給新華社攝影部。
1986年底，我被新華社攝影部錄用後，我才知道，對我進行考試並決定收留我的攝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當時我向她表自我決心當中國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說：“現在我一台相機也沒有，可我知道怎麼培養使用人。”如果沒攝影部老闆們的知遇，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經伊斯坦堡、安曼輾轉進入巴格達。在金色屋頂的中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神態凝重的鄭達庸大使對我的貿然前來似乎並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畢業生的心情，鄭大使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一個中國人負責。自海灣危機以來，巴格達使館已組織成千上萬的駐科威特、伊拉克勞務人員經約旦撤回祖國。鄭大使鑽進高懸五星紅旗的奔馳—300匆匆而去，他正在為最後一批勞工的安全奔波。
巴格達使館屋頂已用紅油漆畫了一面巨幅的五星紅旗，赤日當空，一絲風也沒有。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陳我的四條理由：一、我是奉總社之命來採訪戰爭的，為任務理應堅守巴格達。二、我是攝影記者，其工作特點是親臨一線。三、在國內我搞了四年突發事件採訪，有應付危險的經驗。四、有老學長的幫助。我保證服從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這種北大精神的魅力，大使終於開了口：“你馬上去領一套防化服。”
1991年1月14日，我正式接到開羅中東分社社長撤出巴格達的命令。在巴格達薩達姆國際機場，我被伊拉克海關扣留，理由是我沒到移民局辦理合法離境手續，在我們最後撤出的七個人當中。我是惟一沒辦此手續的，因為我一直想尋機脫離組織，在巴格達潛伏下去，由於在戰爭期間違犯伊拉克法律，我被共和國衛隊看管起來。我猜自己大概也會被押往曼蘇爾飯店當做人質充當人肉炸彈。就在這時，鄭大使的大手緊緊攥住了我：“我是中國大使，現在我擔保這個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頭等艙，緊貼著他坐下，直到飛機起飛才鬆了手。在這個世界上壞人每天都在增多的同時，好人並沒有減少。這是我平生頭一回坐頭等艙，坐在我右邊的是數夜不眠兩眼通紅的中國大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魯迅自豪的“北大精神”，我們今天缺少的正是這種勇於承擔責任的人。
在巴格達追蹤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為和平做最後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難度最大的採訪。攝影記者最大的挑戰是在恰當的時候抵達最恰當的地點，這全憑一流的通訊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機、無線電話和一張到處是朋友的老臉，可在這裡我僅有兩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無援之際，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記者河野澈。河野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後又到北大中文系進修。想不到在黑雲壓城的巴格達，我倆再次相遇，並肩合作，結下兄弟般的友誼。
以後，不論是在戰火紛飛的伊拉克邊境，還是一派和平景象的賽普勒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飛尼科西亞，設法進入以色列。鼎力幫我的除新華社尼科西亞分社老陳夫婦外，還有一位素昧平生、畢業於北大經濟系的賽普勒斯使館經參處二秘小陸。小陸具有誠實、勇敢、樂於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特點，他一直開車把我送上飛往以色列的小飛機，臨別時又告訴我一個令人驚喜的消息：“中國駐賽普勒斯林大使也是咱們校友。”
3月1日，在開羅中國駐埃及使館的院子，我與久別的巴格達鄭達庸大使再度相聚，鄭大使摟住我連轉了三個圈，朝中國駐埃及大使詹世亮大喊：“嘿！快來，這就是我告訴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報》的小校友。可就是頭髮太長了，沒《人民日報》上的鴨子精神。”
更不可思議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達一行六人，領頭的鄭達庸大使、武官曹彭齡、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部是北大校友。
當我們四個人聚在曼蘇爾附近一個大彈坑旁時，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話：“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上帝啊！請賜予我
不為金錢所動的人
不為權力所害的人
講真話愛思考的人
擔責任珍視榮譽的人
勇敢的人。
32 羅伯特•卡帕！
一個有趣的、穿大兵服裝的拍照片的人。
——英格麗•褒曼
在北大國際政治系當學生時，我就不是一個專心致志的學生。各種火炮的口徑、射速和發射方式遠比種種拗口的政治詞彙更令我神往。為了應付以苛刻聞名的北大考試，我不得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的屈股後面往圖書館跑。然則“其東走者同，其所以東走者異也”。英國的《簡氏武器系統年鑑》、《簡氏艦船年鑑》、《簡氏戰機年鑑》成了我的寵物。那套“時代—生活”版的14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尤令我終生難忘。我被歷史照片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所震撼，由此對我們課本中種種令人費解的闡述產生了懷疑，身不由己地被這批用相機記錄歷史的傳人所折服。
1983年我從北大畢業。久居美國加州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地說：“給我買台好相機。”以後，我背著這台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書。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將我推薦給新華社攝影部。
1986年底，我被新華社攝影部錄用後，我才知道，對我進行考試並決定收留我的攝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當時我向她表自我決心當中國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說：“現在我一台相機也沒有，可我知道怎麼培養使用人。”如果沒攝影部老闆們的知遇，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經伊斯坦堡、安曼輾轉進入巴格達。在金色屋頂的中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神態凝重的鄭達庸大使對我的貿然前來似乎並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畢業生的心情，鄭大使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一個中國人負責。自海灣危機以來，巴格達使館已組織成千上萬的駐科威特、伊拉克勞務人員經約旦撤回祖國。鄭大使鑽進高懸五星紅旗的奔馳—300匆匆而去，他正在為最後一批勞工的安全奔波。
巴格達使館屋頂已用紅油漆畫了一面巨幅的五星紅旗，赤日當空，一絲風也沒有。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陳我的四條理由：一、我是奉總社之命來採訪戰爭的，為任務理應堅守巴格達。二、我是攝影記者，其工作特點是親臨一線。三、在國內我搞了四年突發事件採訪，有應付危險的經驗。四、有老學長的幫助。我保證服從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這種北大精神的魅力，大使終於開了口：“你馬上去領一套防化服。”
1991年1月14日，我正式接到開羅中東分社社長撤出巴格達的命令。在巴格達薩達姆國際機場，我被伊拉克海關扣留，理由是我沒到移民局辦理合法離境手續，在我們最後撤出的七個人當中。我是惟一沒辦此手續的，因為我一直想尋機脫離組織，在巴格達潛伏下去，由於在戰爭期間違犯伊拉克法律，我被共和國衛隊看管起來。我猜自己大概也會被押往曼蘇爾飯店當做人質充當人肉炸彈。就在這時，鄭大使的大手緊緊攥住了我：“我是中國大使，現在我擔保這個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頭等艙，緊貼著他坐下，直到飛機起飛才鬆了手。在這個世界上壞人每天都在增多的同時，好人並沒有減少。這是我平生頭一回坐頭等艙，坐在我右邊的是數夜不眠兩眼通紅的中國大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魯迅自豪的“北大精神”，我們今天缺少的正是這種勇於承擔責任的人。
在巴格達追蹤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為和平做最後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難度最大的採訪。攝影記者最大的挑戰是在恰當的時候抵達最恰當的地點，這全憑一流的通訊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機、無線電話和一張到處是朋友的老臉，可在這裡我僅有兩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無援之際，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記者河野澈。河野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後又到北大中文系進修。想不到在黑雲壓城的巴格達，我倆再次相遇，並肩合作，結下兄弟般的友誼。
以後，不論是在戰火紛飛的伊拉克邊境，還是一派和平景象的賽普勒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飛尼科西亞，設法進入以色列。鼎力幫我的除新華社尼科西亞分社老陳夫婦外，還有一位素昧平生、畢業於北大經濟系的賽普勒斯使館經參處二秘小陸。小陸具有誠實、勇敢、樂於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特點，他一直開車把我送上飛往以色列的小飛機，臨別時又告訴我一個令人驚喜的消息：“中國駐賽普勒斯林大使也是咱們校友。”
3月1日，在開羅中國駐埃及使館的院子，我與久別的巴格達鄭達庸大使再度相聚，鄭大使摟住我連轉了三個圈，朝中國駐埃及大使詹世亮大喊：“嘿！快來，這就是我告訴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報》的小校友。可就是頭髮太長了，沒《人民日報》上的鴨子精神。”
更不可思議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達一行六人，領頭的鄭達庸大使、武官曹彭齡、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部是北大校友。
當我們四個人聚在曼蘇爾附近一個大彈坑旁時，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話：“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上帝啊！請賜予我
不為金錢所動的人
不為權力所害的人
講真話愛思考的人
擔責任珍視榮譽的人
勇敢的人。
32 羅伯特•卡帕！
一個有趣的、穿大兵服裝的拍照片的人。
——英格麗•褒曼
在北大國際政治系當學生時，我就不是一個專心致志的學生。各種火炮的口徑、射速和發射方式遠比種種拗口的政治詞彙更令我神往。為了應付以苛刻聞名的北大考試，我不得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的屈股後面往圖書館跑。然則“其東走者同，其所以東走者異也”。英國的《簡氏武器系統年鑑》、《簡氏艦船年鑑》、《簡氏戰機年鑑》成了我的寵物。那套“時代—生活”版的14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尤令我終生難忘。我被歷史照片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所震撼，由此對我們課本中種種令人費解的闡述產生了懷疑，身不由己地被這批用相機記錄歷史的傳人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