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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踐證明，無論兵器的殺傷力有多大提高，新兵器在理論上跟軍事戰術和編制的兼容統一，要比新兵器的發明或採用重要得多。
4．兵器殺傷力的重大提高通常可從以下幾項標誌中得到體現：(1)兵力部署趨向於分散，因而減少了暴露在敵新兵器下的人數；(2)部隊有實施機動的更大自由；(3)各軍兵種的協同作戰得到加強。
5．上兩個世紀裡，軍事發明以及新兵器的研製改進的步伐，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而加快了，因此，從形成新兵器或改進型兵器的思路，到實戰中採用新兵器的原型，其中的間隔時間變得越來越短了。
6．從近代來看，新兵器和重要的改進型兵器，都是在大戰結束後約15至20年內投入實戰應用的；形成這一時間間隔的部分原因，是軍事預算不足和兵器庫存過剩，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戰時軍事將領滿足於他們已經熟悉的各種兵器和作戰方法，因此(除少數例外)對發展新兵器不感興趣。除非新一代軍事領導人出現，情況才能改觀。老一代當中有些人，正因為曾是兵器的革新者才成為軍事指揮官的，但一旦地位變化，就不再關心新兵器的發展。
7．在近代和更早一些時期，從新兵器的採用到被軍事體制所吸收，大約需要20年的時間。造成這種時間上的延滯現象的部分原因，是前面已經指出的軍事首腦方面的阻力。值得重視的是，儘管發明新技術的速度在不斷加快，而這種時間上的延滯現象卻一如既往沒有變化。當前戰術核武器的應用被列入美軍作戰條令的情況也是如此。
8．判斷新兵器或重大的改進型兵器能否被吸收應用有以下標準：(1)按照條令保證新舊兵器能夠配合，從而能充滿信心地使用新式兵器。(2)能夠在進攻戰中始終靈活有效地使用新兵器，充分利用作戰指揮和手段上的優勢。(3)能夠按照條令的要求有效地對付預料到的和未料到的對方反擊。(4)能夠大大減少使用新兵器人員的傷亡，同時給敵人造成更大的損失。
9．採用新兵器的先決條件有：(1)要有能幹稱職而博學多才的軍事領導。(2)能夠有效地協調國民經濟、科學技術和軍事資源三者之間的關係。(3)能夠進行戰場經驗的評價和分析。
10．在20世紀中期至後期這個階段里，人們尚未找到辦法來保證實現上述第一個先決條件，也未能在和平時期利用戰場條件，對新兵器進行真正的實戰試驗。但是，若能設置下列機構，並制定相應的科研政策，就能有效地協調國民經濟、科學技術和軍事資源三者之間的關係：(1)設置工業的、開發性的和基礎性的科研機構，建立一般的和技術性的軍事參謀機構及其支援機構，用優良的組織管理方法，使這些機構之間，以及跟政府的高級決策機關之間，建立起有機的聯繫。(2)這些科研機構必須以共同熟悉的方法，從事科研、開發和試驗活動，以便各科研機構的人員之間開展相互交流、相互支援，並相互評價各自的科研成果。(3)這些科研機構在兵器技術和學術理論的一切研究課題上，都應朝著一個共同而明確的目標各盡其力。
11．有跡象表明，通過對軍事創造力及其基本性質的全面分析，努力發展用以刺激和加強創造力的各種手段，消除並減少對這種創造力的阻力，就可確保或者至少促進能幹稱職而又博學多才的軍事指揮官的成長。
12．當今世界上，一國的軍事改革能一貫處於領先地位並不是偶然的。這不是哪個種族具有特殊的軍事才能，而是它的政治機構發揮作用的結果。這種政治機構跟科研機構和工業部門都有著正確一致的科學觀點。
13．從1848年到1945年間的一個世紀裡，普魯士-德國之所以取得了軍事上的優勢，主要原因是，它們比別國更早地意識到工業革命要求它們按照9、10兩項提出的辦法，採取系統的方法，來實現新兵器跟軍事條令的兼容統一。這種由普魯士-德國軍隊總參謀部採用的方法使它們能夠充分而迅速地利用自己的和別人的戰場經驗，從而使德國比別國，或者比那些兵力上處於優勢，而科學技術上差不多甚至更強大的盟國，占有重大的或決定性的軍事優勢。
14．和平時期採用新兵器所必備的真實戰場試驗條件，近期內似乎不會有重大的技術性突破。因此，和平時期的試驗結果，應當參照歷史經驗進行認真細緻的檢驗，才能根據情況的變化，確保試驗結果的分析判斷儘量做到真實可靠。
15．除了最近出現的戰略核武器外，歷史上還沒有哪種新兵器或殺傷力更大的兵器，其本身就能夠改變戰爭的打法，或者改變力量的平衡。除非它們已經被新的戰術體制所吸收，從而使其殺傷力得到充分發揮，並能跟其它兵器配合使用。核武器是個例外。它的全部意義目前尚不清楚，因為它給戰爭帶來的變化，以及它對國際關係將會產生什麼影響，尚待實戰的檢驗。
16．直到目前，將合理而有創見的軍事思想運用於指導戰爭(無論是個人還是部門)，要比發明任何新兵器意義重要得多。這種軍事思想對於兵器枝術的真正吸收是必要的，在沒有新式兵器的情況下，這種思想也能改變人類事務的進程。
17．計算兵器殺傷力的理論指數，應考慮下列兵器特性：發射速率，每次進攻的目標數，每次攻擊的相對殺傷效率，有效射程，命中率，可靠性，戰場機動性(如有可能)和作戰機構的能力(如有可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