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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的看法不能說沒有道理。這種“縱囚”的事情要是經常干，那法律就變成一紙空文了。不過話說回來，李世民也不會這麼愚蠢，他斷然不至於每年都來搞一次“縱囚”。平心而論，“縱囚事件”雖然不能完全排除作秀的成分，但是如果認為此舉除了作秀再無任何意義，那顯然是低估了李世民，也錯解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
李世民這麼做，最起碼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是要讓天下人明白：刑罰只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
眾所周知，“刑罰”只是社會治理的一種輔助手段，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其目的不僅是對“已然之罪”進行懲戒，更重要的是對“未然之罪”進行預防。從理論上說，如果採取道德教化的手段同樣可以達到這個目的，那麼刑罰的意義也就不復存在了。因此，當那些死囚都能遵守“君子協定”，在規定時間內全部返回，那起碼錶明他們確實具有改過自新、棄惡從善的決心和行為。既然如此，李世民取消對他們的刑罰也就不足為怪了。
第二個目的，是讓人們認識到生命的價值與尊嚴。
就像李世民一直在強調的那樣，“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生命對於每個人只有一次，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是彌足珍貴的。就算有人犯了罪，必須受到法律的懲罰，但是生命的價值與尊嚴並不因此就在他身上有所減損。而且整個社會，上至執法者，下至普通百姓，都有責任和義務挽救這些失足的人，提供一切可能的機會讓他們重新做人。其實法律真正的本意也正在於此。當然，剝奪一個人的生命是很簡單的，而改造人的生命卻要困難得多，但是後者絕對比前者更有價值，也更有意義。李世民的“縱囚”舉動，實際上就是凸顯了上述理念，只不過他採取的是一種最典型、最特殊、最不可複製的方式而已。
由此可見，“縱囚”事件絕不是李世民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更不是單純為了沽名釣譽，而是在“寬仁慎刑”的立法思想的基礎上，把“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的貞觀法治精神發揮到極致之後必然會有的一種結果。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按照貞觀一朝的立法思想和法治精神，假如當時的歷史和社會條件允許的話，貞觀君臣就完全有可能將這種“寬仁慎刑”的法治進行到底，最終合乎邏輯地推演出“廢除死刑”的結果。
其實，我們這個假設並不是沒有歷史根據。
天寶初年，唐玄宗李隆基就曾秉承貞觀法治的精神，一度廢除了絞刑和斬刑。他在天寶六載（公元747年）發布的一道詔書中強調，這是為了“承大道之訓，務好生之德”（《冊府元龜·刑法部》）。這項刑法改革後來雖因“安史之亂”而中輟，沒有能夠延續下去，但足以表明貞觀的法治精神對後世的影響之深。
幾乎與唐玄宗大幅度削減死刑同步，日本平安王朝的聖武天皇也於神龜二年（公元724年）停止了死刑的適用，將所有死罪降為流罪，從而開創了日本刑法史上347年無死刑的奇蹟。而日本此舉，無疑正是受到了唐朝的影響。日本學者桑原騭藏曾經說過：“奈良至平安時期，吾國王朝時代之法律，無論形式與精神上，皆依據唐律。”
時至今日，限制死刑、廢除死刑已經
第20章·最重要的使命！
最重要的使命！
而他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阻止武家子弟的奪嫡。
這些年來，武承嗣一刻也沒有放棄過奪嫡的夢想。為了討武皇歡心，長壽二年（公元693年），武承嗣率五千人上表請願，為武皇進獻尊號，稱“金輪聖神皇帝”；第二年，武承嗣再接再厲，又搞了一場聲勢更大的請願活動，率領二萬六千餘人為武皇再獻尊號，稱“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帽子一頂比一頂更大，媚態一次比一次更足，可讓武承嗣極度鬱悶的是，武皇把這些高帽都笑納了，卻絕口不提立儲之事。這情形就像貪官收了你的巨額賄款，卻一轉身就把這事給忘了，這不是活活把人氣死嗎？
眼見武皇春秋已高，而自己也一年比一年老了，武承嗣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聖曆元年（公元698年）春，他終於卯足了勁兒對儲君之位發起了新一輪攻勢。
武承嗣收買了許多武皇身邊的人，天天跟武皇吹風：“自古以來的天子，從沒有立異姓人為儲君的。”言下之意，只有武家兄弟才是太子的不二人選。
然而，武皇聽完後只是笑笑，始終不肯表態。
對武則天來說，“立儲悖論”始終是她無法突破的困境。又或許在她看來，引而不發、懸而不決才是人君掌控權力的最高境界。換言之，只有把人人垂涎的香餑餑始終捂在手心裡，她才能永遠握有主動權。
可無論如何，這香餑餑遲早有一天是要給出去的。
這件事可以拖延，可以逃避，卻不能當它不存在。
所以，一天不確立儲君，武則天的心裡其實和別人一樣 一天也不得安寧！
就在這個時候，狄仁傑上場了。他對武則天說：“文皇帝（太宗李世民）櫛風沐雨，親冒鋒矢，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高宗李治）以二子託付陛下。陛下如今卻想把江山傳給外族，這難道不是違背天意嗎？況且，姑侄和母子哪一樣更親呢？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倘若立侄，則從沒聽說過侄兒做天子後，把姑母供奉在太廟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