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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後，長期酗酒的熙宗更是時常處於神志不清的狀態，由原來溫文爾雅的書生皇帝一變而為殺人狂，終於在三十一歲的盛年死於非命。可以說，金熙宗是帝王中因為政治鬥爭導致心理變態的典型標本。
八
中國皇帝制度和西方君主制度的最後一點不同，是中國皇帝制度確立之後，皇帝們的權力在歷史上呈逐漸擴張之勢，而英國國王的權勢卻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漸減少。換句話說，在中國，是統治者日益把民眾關進越來越嚴密的籠子。而在英國，是民眾逐步把國王裝進了籠子。
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後，中國的專制統治方式從粗放簡單發展到精密深刻，統治層面從控制人的身體逐步發展到控制人的精神，皇帝與臣民的關係越拉越遠，民眾奴化的程度越來越深。
皇帝：最不幸的人（7）
自秦朝到西漢，丞相入朝之時，皇帝會起立歡迎；從東漢至宋初，宰相可以在皇帝面前坐而論道；宋朝初年之後，宰臣在皇帝面前不再有座位，但還可以站在皇帝面前說話；而到了明清兩朝，不論哪個大臣，在皇帝面前都必須跪著說話了。宮廷禮儀的這種演變，簡潔地反映出皇權日盛、臣權日衰的演變過程。
宋代以前，中國還沒有文字獄的說法；明代以前，中國專制統治雖然嚴密，但是畢竟還有一些權力管不到的地方。士人們不滿朝政，可以掛冠而去，隱居山林。而到了明代，不願當官居然成為被皇帝殺頭的理由。及至清代，人們的私人日記和通信都成了被判罪的理由，文字獄使得所有大清臣民都噤口不言。
而在英國，雖然國王與貴族的鬥爭出現多次反覆，但總的趨勢卻是專制王權日益削弱，貴族和民眾的權利日益伸張，最終導致了君主立憲制的形成。英國人很早就意識到，不受約束的專制權力必然給國家帶來動盪和禍亂，所以貴族們總是不失時機地趁國王處於軟弱狀態時，把一道道繩索套到他的頭上。從《大憲章》到《默頓法規》再到《牛津條例》，英國人根據形勢的需要，一步步縮小國王的權力範圍，直至內閣制度成熟，王權對國家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時，通過君主立憲制，把國王架空起來。因此，英國國王權力範圍的變化史，也就是英國保守主義自由民主的發展史。
隨著皇帝制度對社會控制得越來越嚴密，它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也越來越嚴重。它通過空前嚴密而有效的專制體制抑制了社會活力，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在兩千多年帝制時期，中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再沒有出現一個可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會制度也沒有出現一次大的創新和變革。中國人一直在“做穩了奴隸”和“求做奴隸而不得”的了無新意的一治一亂中掙扎，“奴隸性格”和“專制性格”日益發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輔相成的兩個突出特徵。
在西方思想家看來，古代中國無疑是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那些最早對文化中國進行觀察的西方思想家無不為他們所看到的情景切齒扼腕，視為人類精神史上獨一無二的慘狀。黑格爾認為，中國的民族精神，本質上是一種東方特有的專制與奴役精神，“只有服從與奴役，沒有精神的獨立與主體意識的自由”。孟德斯鳩則說，統治中國的“原則是恐怖”。他用語極端而刻薄，然而令人絕望的是，這種推向了極端的判斷今天回頭看來仍然基本正確：“在那個地方的一切歷史裡，是連一段表現自由精神的記錄都不可能找到。那裡，除了極端的奴役而外，我們將永遠看不見任何其他東西。”
當文化中國在與西方的迎頭撞擊中頭破血流遍體鱗傷之後，中國的思想者也開始了對傳統文化的痛切反思。一百六十年來，思想家們達成共識，專制主義是中國一切文化病相的罪魁禍首，也是最難醫治的文化病根。是它，束縛和壓制著中國人不能發展成“完全的人”，是它，導致了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守舊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
其實，君主專制制度並不是秦始皇發明的。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他起的也不是決定性作用。秦始皇的歷史功績一直被大大誇張了。
如果說春秋戰國是中國的思想啟蒙時代，那麼它們啟的不是民主之蒙、科學之蒙，而是專制之蒙、迷信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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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作品來自網際網路，本站不做任何負責版權歸原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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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皇帝制度和西方君主制度的最後一點不同，是中國皇帝制度確立之後，皇帝們的權力在歷史上呈逐漸擴張之勢，而英國國王的權勢卻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漸減少。換句話說，在中國，是統治者日益把民眾關進越來越嚴密的籠子。而在英國，是民眾逐步把國王裝進了籠子。
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後，中國的專制統治方式從粗放簡單發展到精密深刻，統治層面從控制人的身體逐步發展到控制人的精神，皇帝與臣民的關係越拉越遠，民眾奴化的程度越來越深。
皇帝：最不幸的人（7）
自秦朝到西漢，丞相入朝之時，皇帝會起立歡迎；從東漢至宋初，宰相可以在皇帝面前坐而論道；宋朝初年之後，宰臣在皇帝面前不再有座位，但還可以站在皇帝面前說話；而到了明清兩朝，不論哪個大臣，在皇帝面前都必須跪著說話了。宮廷禮儀的這種演變，簡潔地反映出皇權日盛、臣權日衰的演變過程。
宋代以前，中國還沒有文字獄的說法；明代以前，中國專制統治雖然嚴密，但是畢竟還有一些權力管不到的地方。士人們不滿朝政，可以掛冠而去，隱居山林。而到了明代，不願當官居然成為被皇帝殺頭的理由。及至清代，人們的私人日記和通信都成了被判罪的理由，文字獄使得所有大清臣民都噤口不言。
而在英國，雖然國王與貴族的鬥爭出現多次反覆，但總的趨勢卻是專制王權日益削弱，貴族和民眾的權利日益伸張，最終導致了君主立憲制的形成。英國人很早就意識到，不受約束的專制權力必然給國家帶來動盪和禍亂，所以貴族們總是不失時機地趁國王處於軟弱狀態時，把一道道繩索套到他的頭上。從《大憲章》到《默頓法規》再到《牛津條例》，英國人根據形勢的需要，一步步縮小國王的權力範圍，直至內閣制度成熟，王權對國家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時，通過君主立憲制，把國王架空起來。因此，英國國王權力範圍的變化史，也就是英國保守主義自由民主的發展史。
隨著皇帝制度對社會控制得越來越嚴密，它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也越來越嚴重。它通過空前嚴密而有效的專制體制抑制了社會活力，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在兩千多年帝制時期，中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再沒有出現一個可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會制度也沒有出現一次大的創新和變革。中國人一直在“做穩了奴隸”和“求做奴隸而不得”的了無新意的一治一亂中掙扎，“奴隸性格”和“專制性格”日益發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輔相成的兩個突出特徵。
在西方思想家看來，古代中國無疑是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那些最早對文化中國進行觀察的西方思想家無不為他們所看到的情景切齒扼腕，視為人類精神史上獨一無二的慘狀。黑格爾認為，中國的民族精神，本質上是一種東方特有的專制與奴役精神，“只有服從與奴役，沒有精神的獨立與主體意識的自由”。孟德斯鳩則說，統治中國的“原則是恐怖”。他用語極端而刻薄，然而令人絕望的是，這種推向了極端的判斷今天回頭看來仍然基本正確：“在那個地方的一切歷史裡，是連一段表現自由精神的記錄都不可能找到。那裡，除了極端的奴役而外，我們將永遠看不見任何其他東西。”
當文化中國在與西方的迎頭撞擊中頭破血流遍體鱗傷之後，中國的思想者也開始了對傳統文化的痛切反思。一百六十年來，思想家們達成共識，專制主義是中國一切文化病相的罪魁禍首，也是最難醫治的文化病根。是它，束縛和壓制著中國人不能發展成“完全的人”，是它，導致了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守舊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
其實，君主專制制度並不是秦始皇發明的。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他起的也不是決定性作用。秦始皇的歷史功績一直被大大誇張了。
如果說春秋戰國是中國的思想啟蒙時代，那麼它們啟的不是民主之蒙、科學之蒙，而是專制之蒙、迷信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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