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頁
賽義德·傑夫達里阿尼（Said Devdariani）
史達林神學院時期的朋友，之後成為孟什維克黨人、史達林的敵人
諾伊·拉米什維利（Noe Ramishvili）
孟什維克強硬派，史達林的敵人
米娜朵拉·奧爾忠尼啟則·托羅舍利澤
（Minadora Ordzhonikidze Toroshelidze）史達林在孟什維克黨中的朋友，其同盟布爾什維克黨人馬拉基亞·托羅舍利澤（Malakia Toroshelidze）的妻子
大衛·塞基拉什維利（David Sagirashvili）
喬治亞孟什維克黨人，回憶錄作家
格里戈爾·烏拉塔澤（Grigol Uratadze）
喬治亞孟什維克黨人，回憶錄作家
拉茲登·阿爾申尼澤（Razhden Arsenidze）
喬治亞孟什維克黨人，回憶錄作家
哈里頓·恰維奇維利（Khariton 插vichvili）
孟什維克黨回憶錄作家
NOTE
備註
史達林
史達林從1912年開始使用他這個著名的名字，直到1917年10月之後，“史達林”才正式成為他的名字。他的真名叫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朱加什維利。即便是在1917年之後，他的母親、朋友和同志都還叫他“索索”。他曾用筆名“索塞羅”發表過詩歌。他經常自稱為“科巴”。在他神秘的一生中，他曾用過很多名字。
為了讓指代更為清晰，本書通用了“史達林”和“索索”。
姓名及其翻譯
本書人名的翻譯原則和我的其他著作相同。我儘可能把喬治亞人名和俄國人名翻譯成最為人所熟知和最簡單的英文版本。當然，這會導致很多偏差——比如說，我把喬治亞的孟什維克黨領袖翻譯成Noe Jordania，而非Zhordania；我把Djibladze拼成了Jibladze。然而，史達林的名字卻依然維持Djugashvili，因為這個拼寫早已為人熟知。我用了Davrichewy和插vichvili這兩種法語拼寫（而非Davr-ishashvili和Shavishvili），因為當這兩位作者出版回憶錄時，他們用的正是法語名。如果有語言學家對此感到迷惑，我在此先行道歉。
日期
我所運用的是當時俄國使用的老儒略曆，它比西方使用的新格里曆晚13天。當我記敘西方的事件時，我會註明兩種日期。蘇聯政府是在儒略曆1918年1月31日午夜開始執行公曆的，於是第二天變成了公曆的2月14日。
錢幣
在20世紀早期，10盧布等於1英鎊。如果今日的讀者想進行換算，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乘以5得到英鎊數，乘以10得到美元數。比如說：青年史達林在巴統羅斯柴爾德煉油廠工作時，他的工資是每天1.7盧布，1年約620盧布（約等於現在每年6000美元或3000英鎊）。沙皇尼古拉二世給自己發的年薪為25萬盧布，而薩利維奇·阿列克謝的保鏢的年薪則是120盧布（約等於今天的1200美元或600英鎊）。可是，這些數字是沒有意義的，它們與真實的購買力和價值鮮有勾連。比如說，尼古拉二世顯然是俄國，甚至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可是，當他的所有私人財產（土地、珠寶、宮殿、藝術收藏品和礦藏）於1917年被清算時，人們得出的價格是1400萬盧布，約等於今日的1.4億美元或0.7億英鎊——顯然，這是個與實際價值不相稱的小數目。
稱號
並不是每個沙皇帝制中的稱號和頭銜都有英文的對應名號，但我儘可能使用最接近的。我用“沙皇”或“皇帝”稱謂那些俄國的獨裁者。早在1721年，彼得大帝便自稱為“皇帝”。高加索統治者們的頭銜則各有不同。米克哈爾·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皇帝的兒子和兄弟——是總督（viceroy）。他的繼任者格里高利·戈利岑王子——史達林神學院時期的執政者——則只是總督（governor-general）。而他的繼任者伊拉里翁·沃龍佐夫—達什科夫在1905年至1916年執政時則又變成了總督（viceroy）。
度量衡
10俄里（10 versts）=6.63英里
1普特（1 pud）=36磅
ACKNOWLEDGEMENTS
致謝
在寫作有關史達林的著作的過程中，很多國家和城市的人們都向我提供了幫助，其中包括我在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尤其是我拜訪的當地人。他們都毫不吝嗇地把他們所知的告訴我，對我十分慷慨。毋庸置疑，本書中若出現任何錯誤，一概由我個人承擔。
首先，我得感謝我在俄國歷史研究領域的導師們。他們審閱了我的作品，給予我指導意見，並悉心教我怎樣才能寫得更加精彩：伊薩貝爾·德馬達里亞加是我的第一位歷史導師，她曾指導我關於凱薩琳女皇和波將金王子的處女作。她對我很嚴厲，但教導有方。我希望本書依然能展現她對我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我很榮幸得到了兩位蘇聯歷史權威的幫助。羅伯特·康奎斯特和羅伯特·瑟維斯教授審閱了本書，並指出了錯誤。我還要感謝曼荷蓮學院（Mt Holyoke College）俄國和歐亞研究院的史蒂芬·瓊斯教授，他是喬治亞社會主義運動方面的權威。他與我分享了研究所得，回答了我的問題，並不知疲倦地訂正了我的文稿。阿伯丁大學北極人類學的高級講師大衛·安德森博士慷慨而又耐心地檢閱了本書中關於西伯利亞的篇章。劍橋大學史考特極地研究中心人類學和俄國北部研究系主任皮爾斯·維帖布斯基博士將他有關西伯利亞人類學方面的知識傳授於我，並允許我使用他的一張照片。我還必須感謝唐納德·雷菲爾德教授，他不但慷慨地與我分享了他在俄國文學、喬治亞文化和布爾什維克政治史方面的知識，還為我介紹了喬治亞的聯絡人，並允許我完整地引用他所翻譯的史達林詩作。
史達林神學院時期的朋友，之後成為孟什維克黨人、史達林的敵人
諾伊·拉米什維利（Noe Ramishvili）
孟什維克強硬派，史達林的敵人
米娜朵拉·奧爾忠尼啟則·托羅舍利澤
（Minadora Ordzhonikidze Toroshelidze）史達林在孟什維克黨中的朋友，其同盟布爾什維克黨人馬拉基亞·托羅舍利澤（Malakia Toroshelidze）的妻子
大衛·塞基拉什維利（David Sagirashvili）
喬治亞孟什維克黨人，回憶錄作家
格里戈爾·烏拉塔澤（Grigol Uratadze）
喬治亞孟什維克黨人，回憶錄作家
拉茲登·阿爾申尼澤（Razhden Arsenidze）
喬治亞孟什維克黨人，回憶錄作家
哈里頓·恰維奇維利（Khariton 插vichvili）
孟什維克黨回憶錄作家
NOTE
備註
史達林
史達林從1912年開始使用他這個著名的名字，直到1917年10月之後，“史達林”才正式成為他的名字。他的真名叫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朱加什維利。即便是在1917年之後，他的母親、朋友和同志都還叫他“索索”。他曾用筆名“索塞羅”發表過詩歌。他經常自稱為“科巴”。在他神秘的一生中，他曾用過很多名字。
為了讓指代更為清晰，本書通用了“史達林”和“索索”。
姓名及其翻譯
本書人名的翻譯原則和我的其他著作相同。我儘可能把喬治亞人名和俄國人名翻譯成最為人所熟知和最簡單的英文版本。當然，這會導致很多偏差——比如說，我把喬治亞的孟什維克黨領袖翻譯成Noe Jordania，而非Zhordania；我把Djibladze拼成了Jibladze。然而，史達林的名字卻依然維持Djugashvili，因為這個拼寫早已為人熟知。我用了Davrichewy和插vichvili這兩種法語拼寫（而非Davr-ishashvili和Shavishvili），因為當這兩位作者出版回憶錄時，他們用的正是法語名。如果有語言學家對此感到迷惑，我在此先行道歉。
日期
我所運用的是當時俄國使用的老儒略曆，它比西方使用的新格里曆晚13天。當我記敘西方的事件時，我會註明兩種日期。蘇聯政府是在儒略曆1918年1月31日午夜開始執行公曆的，於是第二天變成了公曆的2月14日。
錢幣
在20世紀早期，10盧布等於1英鎊。如果今日的讀者想進行換算，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乘以5得到英鎊數，乘以10得到美元數。比如說：青年史達林在巴統羅斯柴爾德煉油廠工作時，他的工資是每天1.7盧布，1年約620盧布（約等於現在每年6000美元或3000英鎊）。沙皇尼古拉二世給自己發的年薪為25萬盧布，而薩利維奇·阿列克謝的保鏢的年薪則是120盧布（約等於今天的1200美元或600英鎊）。可是，這些數字是沒有意義的，它們與真實的購買力和價值鮮有勾連。比如說，尼古拉二世顯然是俄國，甚至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可是，當他的所有私人財產（土地、珠寶、宮殿、藝術收藏品和礦藏）於1917年被清算時，人們得出的價格是1400萬盧布，約等於今日的1.4億美元或0.7億英鎊——顯然，這是個與實際價值不相稱的小數目。
稱號
並不是每個沙皇帝制中的稱號和頭銜都有英文的對應名號，但我儘可能使用最接近的。我用“沙皇”或“皇帝”稱謂那些俄國的獨裁者。早在1721年，彼得大帝便自稱為“皇帝”。高加索統治者們的頭銜則各有不同。米克哈爾·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皇帝的兒子和兄弟——是總督（viceroy）。他的繼任者格里高利·戈利岑王子——史達林神學院時期的執政者——則只是總督（governor-general）。而他的繼任者伊拉里翁·沃龍佐夫—達什科夫在1905年至1916年執政時則又變成了總督（viceroy）。
度量衡
10俄里（10 versts）=6.63英里
1普特（1 pud）=36磅
ACKNOWLEDGEMENTS
致謝
在寫作有關史達林的著作的過程中，很多國家和城市的人們都向我提供了幫助，其中包括我在世界各地的出版商，尤其是我拜訪的當地人。他們都毫不吝嗇地把他們所知的告訴我，對我十分慷慨。毋庸置疑，本書中若出現任何錯誤，一概由我個人承擔。
首先，我得感謝我在俄國歷史研究領域的導師們。他們審閱了我的作品，給予我指導意見，並悉心教我怎樣才能寫得更加精彩：伊薩貝爾·德馬達里亞加是我的第一位歷史導師，她曾指導我關於凱薩琳女皇和波將金王子的處女作。她對我很嚴厲，但教導有方。我希望本書依然能展現她對我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我很榮幸得到了兩位蘇聯歷史權威的幫助。羅伯特·康奎斯特和羅伯特·瑟維斯教授審閱了本書，並指出了錯誤。我還要感謝曼荷蓮學院（Mt Holyoke College）俄國和歐亞研究院的史蒂芬·瓊斯教授，他是喬治亞社會主義運動方面的權威。他與我分享了研究所得，回答了我的問題，並不知疲倦地訂正了我的文稿。阿伯丁大學北極人類學的高級講師大衛·安德森博士慷慨而又耐心地檢閱了本書中關於西伯利亞的篇章。劍橋大學史考特極地研究中心人類學和俄國北部研究系主任皮爾斯·維帖布斯基博士將他有關西伯利亞人類學方面的知識傳授於我，並允許我使用他的一張照片。我還必須感謝唐納德·雷菲爾德教授，他不但慷慨地與我分享了他在俄國文學、喬治亞文化和布爾什維克政治史方面的知識，還為我介紹了喬治亞的聯絡人，並允許我完整地引用他所翻譯的史達林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