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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蹲著的是我的房東,那個考上研究生的人。

  他見我來了,急匆匆的把行李箱的拉杆塞進我手裡,嘴唇在太陽底下一張一合,而後我的手心又被塞進了一摞現金。

  說實話,我以為沒聽見他說的是什麼,這位前任房東似乎是大阪人,口音很重。

  幼時我的耳朵被打出了問題,只有一側能聽得清。

  大多數時間我靠讀唇語進行翻譯,連蒙帶猜也能交流。

  現在他背對著太陽,我看不清他的口型。

  可我很確定我聽清了,他說:房東發現了他把房子租出去了,現在那個地方不能住人。

  哦,原來是我沒地方住了。

  我數了數,比我交上去的房租還多了一千塊。可能是前任房東可憐我,額外給的,也有可能是不小心數多了一張。

  我不願意相信自己接二連三的倒霉,於是開始說服自己我的前任房東是個好心的人。

  但我又接受不了另一種存在的可能性,越是勸說越是走向極端。

  最後我決定放過我自己,不遠處有一個紅色的募捐箱,我把那一千塊丟了進去。

  緊接著,後面的店鋪衝出來一批人,凶神惡煞的,看起來像是某些極道組織的人。

  我努力讓自己看起來硬氣一些,他們兇巴巴的開口問我:「你叫什麼名字。」

  我說我叫誠平,還沒來得及告訴他們我的姓氏,他們幾個就對著我身後一招手。

  一輛麵包車猛地一剎車,把我拉了進去。

  我收回剛才的話,人倒霉起來絕對沒有盡頭。

  出乎預料的是,他們沒打算打劫,也沒打算讓我身上少點什麼,只是把我拉到了電視台。

  在攝像機前,我默默的把那疊現金藏的更深了些。

  久居校園,我對社會上這些事不太明白。

  想起還站在門外的大漢,我照著前一位情緒激動的面具男的話術囫圇說了一遍。大概就是學生就業問題之類的。

  現在想起來,我說的那樣空泛,居然還有人敢信。

  說完這些後,那群大漢就沒在管我,我也樂的忘記這件事。

  就這麼過了大半年,我兜兜轉轉換了幾份零工,手裡多少有了一些錢。

  我受夠了公司提供的集體宿舍,打算租個房子,哪怕是個閣樓也好。

  中介囉囉嗦嗦講了一大堆,我都替他感到口渴,乾脆直截了當的告訴他我的底線,告訴他我只有這些錢,超過這個價錢壓根租不起。

  中介像是被嚇到了,也可能是渴了,連喝了三杯水才說:「有一個地方,很適合你。」

  他帶我來到了熟悉的街角,我們倆站在熟悉的閣樓前。

  他兢兢業業的介紹,我努力憋笑,並用半年前住了三天時間摸索出來的缺點進行還價。

  地板踩上去會響、馬桶漏水、空調耗電大、附近太吵……

  樁樁件件,都是扣錢點。

  最後,我竟然用了和半年前差不多價格拿下了這間閣樓。

  我的心情不錯,中介就沒那麼愉快了,一直苦著一張臉。

  我猜,那是他沒了抽成的表現。

  或許生活就是這麼莫名其妙。

  有了固定居所後,我去郵局改了郵箱、住址等等。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一封信,紅色的劣質封面殼,寄出地址是內務省,上面說我是議員。

  啊?

  我怎麼不知道這件事?

  經歷過學生時代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會有損友使用陌生的號碼偽裝成教務處發簡訊。

  說XX生在XX時間段擾亂課堂秩序,扣分云云。

  這種騙局很難拆穿,因為沒人記得自己一天都在做什麼,沒有人會不走神。

  並且所有人都會第一時間告訴他的好朋友,可往往這個好朋友就是發簡訊的人。

  可我沒有朋友,於是我去了教務處,這個頑劣的騙局就此在我們學校銷聲匿跡。

  這封信被我當成了那種不入流的玩笑。

  但我忘了,除了內務省,沒有人能採購到這樣劣質的信封。

  在登記身份的當天,我才發覺,原來自己當時是被拉去選舉了。

  在我第一次住進這間閣樓時,我一無所有,第二次住進來的時候,我成了議員。

  這件事我偶爾會拿出來活躍氣氛用,尤其是在住房問題上。

  也不知道這個同玩笑一般的事實入了哪位領導的眼,我的仕途意外的順利,具體表現在:不需要經常加班。

  直到戰爭突然失敗,所有人開始變得惶恐不安,經常在加班的深夜破口大罵。

  這時候講笑話已經沒什麼用了,我再次變得沉默寡言。

  直到有一天,一位看起來就像是高級管理人員的男性找到了我,他問我願不願意幫他的上司做點事。

  我平時不善於交際,再加上近期部門人員借調非常頻繁,我認不清這個人是哪個部門的。

  為了不得罪人,我答應了下來。

  對方讓我撰寫一些報導和條例,我如實照做了。

  部門裡原本不肯正眼瞧我的人突然對我恭恭敬敬。

  沒幾天,我就升職了。

  在一次酒會上,我莫名知曉了自己原來是某個大家族的眼線。

  也有人問到我面前,我一律不承認不反對,任由旁人去猜。

  後來我又寫了幾篇報導,也逐漸看清了局勢。原來我真是某個大家族的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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