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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哲學的為數不多的著作之一。在這部巨著中，他自稱為“釋古派”而與胡適的
“疑古派”相區別。他著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這為他後
來創立新理學思想體系積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論準備。
在清華任教期間，馮友蘭曾於1934年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
學會議”，並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哲學在現代中國》的學術報告。會後，他又通過
申請獲准訪問蘇聯。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的國土。
馮先生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於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
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樣子。”通過耳聞
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
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三松
堂自序》）馮生先的這種印象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他還通過橫向比較，
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
“尚賢”。回國後，馮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
聯見聞；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學系，以“秦漢歷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
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次年十月
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
引起全國譁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於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天
後，遂被釋放。對於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
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魯迅書信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
也頗大，但他並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系即在此間創製
而成。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清華大學被迫南遷。先遷往湖
南長沙嶽麓山下，後又遷往雲南昆明，並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併，組成西南聯
合大學。馮友蘭任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同當時大多數學者一樣，馮友
蘭雖身處後方，卻心繫國事，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淒涼。在暫避
長沙時，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二賢祠里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游南
岳耳，江山半壁太淒涼。”其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到昆明後不久，他又為剛創
立的西南聯大寫了校歌的歌詞，調寄《滿江紅》：“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
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檄移栽禎干質，九洲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
在山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需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
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歌詞充分表現出
作者鮮明的愛國主義立場和終將戰勝日寇、收復祖國失地的信心。他始終有一種不
可動搖的信念在一直支撐著他，他堅信：有著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礎的中華民族絕
不會滅亡，困厄只是暫時的，很快就會過去，抗日戰爭勝利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及
其文化復興之時！正是憑此堅定信念，馮氏更加勤奮地鑽研學問，埋首著述，潛心
整理中國傳統文化。從1939年起，他先後出版了《新理學》、《新事論》（1940年）、
《新事訓》（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
言》（1946年）。這六部書，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新理學”哲學思想體系，馮先生
將這些著作總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或“貞元六書”，表示其中華民族一定要復
興的堅定信念。關於馮友蘭著此六書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確的表
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此哲學家所
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
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水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
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非日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
《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這充分展現了馮氏的宏大抱負和深切願望。
1946年，西南聯大因抗戰勝利而解散，清華大學亦遷回北京。同年，馮友蘭應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邀請，赴美作為期一年的講學，講授中國哲學史，並將講稿整
理成《中國哲學簡史》一書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在美講學期間，馮友蘭深深
“疑古派”相區別。他著力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這為他後
來創立新理學思想體系積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論準備。
在清華任教期間，馮友蘭曾於1934年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
學會議”，並在大會上作了題為《哲學在現代中國》的學術報告。會後，他又通過
申請獲准訪問蘇聯。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究事實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蘇聯的國土。
馮先生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關於蘇聯革命後的情況，有人把它說成是天國
樂園，有人把它說成是人間地獄，我想親自去看看究竟是個什麼樣子。”通過耳聞
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國樂園，它不過是一
個在變化中的人類社會，這種社會可能通向天國樂園，但眼前還不是。”（《三松
堂自序》）馮生先的這種印象是比較真實而不帶任何偏見的。他還通過橫向比較，
得出了另外一種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
“尚賢”。回國後，馮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作了兩次正式演講。一次是漫談蘇
聯見聞；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學系，以“秦漢歷史哲學”為題，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
義的某些思想為基本要素的“新三統五德論”，集中論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這次講演引起了官方的懷疑與不滿。次年十月
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國民黨政府警方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審訊。國民黨此舉
引起全國譁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迫於全國的民主勢力，馮在被關押、審查數天
後，遂被釋放。對於這次事件，魯迅先生曾在一封書信中憤然說到：“安分守己如
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魯迅書信集》）這次事件對馮的震動
也頗大，但他並未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更加謹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馮友蘭學術生涯的關鍵十年，其新理學體系即在此間創製
而成。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清華大學被迫南遷。先遷往湖
南長沙嶽麓山下，後又遷往雲南昆明，並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併，組成西南聯
合大學。馮友蘭任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同當時大多數學者一樣，馮友
蘭雖身處後方，卻心繫國事，常為中華民族之存亡而憂心如焚，感慨淒涼。在暫避
長沙時，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二賢祠里拜朱張，一會千秋嘉會堂。公所可游南
岳耳，江山半壁太淒涼。”其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到昆明後不久，他又為剛創
立的西南聯大寫了校歌的歌詞，調寄《滿江紅》：“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
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檄移栽禎干質，九洲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
在山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需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
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歌詞充分表現出
作者鮮明的愛國主義立場和終將戰勝日寇、收復祖國失地的信心。他始終有一種不
可動搖的信念在一直支撐著他，他堅信：有著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礎的中華民族絕
不會滅亡，困厄只是暫時的，很快就會過去，抗日戰爭勝利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及
其文化復興之時！正是憑此堅定信念，馮氏更加勤奮地鑽研學問，埋首著述，潛心
整理中國傳統文化。從1939年起，他先後出版了《新理學》、《新事論》（1940年）、
《新事訓》（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
言》（1946年）。這六部書，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新理學”哲學思想體系，馮先生
將這些著作總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或“貞元六書”，表示其中華民族一定要復
興的堅定信念。關於馮友蘭著此六書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確的表
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此哲學家所
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
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水平，我億兆安身立命之
用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非日能之，願學焉。此《新理學》、《新事論》、
《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這充分展現了馮氏的宏大抱負和深切願望。
1946年，西南聯大因抗戰勝利而解散，清華大學亦遷回北京。同年，馮友蘭應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邀請，赴美作為期一年的講學，講授中國哲學史，並將講稿整
理成《中國哲學簡史》一書由紐約麥克米倫公司出版。在美講學期間，馮友蘭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