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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價值觀念和道德哲學等方面對東西文化之差異作了全方位的比較，辨析。得
出結論：西方文化自古相傳的是以理智型為主的思維模式，並由此形成了西洋人處
處追求物質利益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和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道德哲學；而中國文化自
古相傳的是直覺型的思維模式，並由此形成了不計物質利益”的超功利主義價值觀
和“尚情而無我”的道德哲學。正是通過這種對東西文化哲學基礎差異的比較、辨
析，基於其認知理論，梁氏提出了他的人類文化將三期次第重現的文化發展觀和中
國文化在不久的將來復興於世的大膽論斷。
他認為，不同類型文化的發展不是平列的、共時態的，而是歷時態的，有先後
次序的，即：西洋文化：第一路向，第一期文化一中國文化：第二路向，第二期文
化一印度文化：第三路向，第三期文化。這種文化演進的次序特徵決定了西中印三
方文化在人類歷史上的時代地位。他認為，西洋文化是按順序發展的，而中國文化
與印度文化因“古初的天才太聰明了”，不待走完第一路向和第二路向，“便中途
拐彎”，過早地走到第二和第三路向上去，“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而顯得“很
不合時宜”。但他認為，中國文化雖然以前不合時宜，而“此刻卻機運到來”；因
為走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發展到今天已出現了自身無法解決的嚴重危機，必須求助
於走第二路向的中國文化。他因此斷言：在不遠的將來，第二條路向會被重新拿出
來走，“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便是梁氏的結論——一個先知
式的預言！
正是基於這一信念，梁氏進一步指出，處於轉折的關鍵時期的中國人，為迎接
中國文化重光於世，應該做到：“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第二，
對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評地把中國
原來的態度重新拿出來。”而重點又在於第三條，這“中國原來的態度”就是孔子
的人生態度，明白地說，照我的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樣再創講學之風，以孔顏的
人生為現在的青年解決他煩悶的人生問題，……若真中國的文藝復興，應當是中國
人自己人生態度的復興，那只有如我現在所說可以當得起！”[注]
這，便是梁氏為中國文化開出的救治良方！
梁氏的這一套以先驗存在的“意欲”作為邏輯前提，並以一直覺體悟的認知方
式將“意欲”的發用流行規範成三個方向。從而形成人生的三大路向及三種人生態
度，繼而相應地形成三大文化體系的致思理路，其邏輯的不周延和簡單化是顯而易
見的。他試圖以一簡約的概念去涵蓋那極為複雜而多樣化的歷史與文化，雖然能給
人以宏觀清晰的印象，但卻不免有“削足適履”之弊。但是，不管梁氏的文化理論
是多麼的簡約與主觀片面，其中理論上’的貢獻卻是無法否認的：他徹底打破了以
歐洲文化為中心的文化一無論者的迷夢，並使國人眼界大開。而他從全新的理論視
角對儒家傳統文化所賦予的深刻意涵，又使當時的任何一派文化論者都大為遜色，
這種融深邃睿智與強烈主觀情感於一體的文化理論，打破了當時“徹底否定”與
“徹底保留”的雙重迷障，從而將中西文化的論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就梁氏一生為學而言，他並非為哲學而研究哲學。作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
他的文化哲學的真正目的乃在於保存中國的文化本質，或更確切地說，保存儒家的
倫理價值，並嘗試著去開創真真正正的中國文化復興之道。正如美國學者艾愷所說：
“他將自身所遭遇到的困惑不安，投射到中國文化的困境上，把他對人類的普遍性
關懷結合到特殊的中國處境的當下問題上。”他和梁啓超、張君勱等文化保守主義
者一樣，“在實證論所隱含的決定論之外，共同致力於保存倫理道德，並且努力從
傳統的外觀下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真正意義。”
梁漱溟和他之後的新儒家學者一樣，其終極關切是探求“意義”（這裡所謂探
求意義乃指探求宇宙、人生的基本意義）。正是在這一“意義”探求過程中，他將
自己置於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流中，並將自己同文化視為一體。因此，他在追問、探
求自身的存在意義，同時也是追問、探求中國文化的意義。他探求自身的安身立命
之道，同時也就是探求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他的一生中，其終極關切的核
心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價值何在？她在整個人類文化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而她未
來的前途又如何？就在這一價值（或意義）的追問、探求過程中，一個以“為天地
出結論：西方文化自古相傳的是以理智型為主的思維模式，並由此形成了西洋人處
處追求物質利益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和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道德哲學；而中國文化自
古相傳的是直覺型的思維模式，並由此形成了不計物質利益”的超功利主義價值觀
和“尚情而無我”的道德哲學。正是通過這種對東西文化哲學基礎差異的比較、辨
析，基於其認知理論，梁氏提出了他的人類文化將三期次第重現的文化發展觀和中
國文化在不久的將來復興於世的大膽論斷。
他認為，不同類型文化的發展不是平列的、共時態的，而是歷時態的，有先後
次序的，即：西洋文化：第一路向，第一期文化一中國文化：第二路向，第二期文
化一印度文化：第三路向，第三期文化。這種文化演進的次序特徵決定了西中印三
方文化在人類歷史上的時代地位。他認為，西洋文化是按順序發展的，而中國文化
與印度文化因“古初的天才太聰明了”，不待走完第一路向和第二路向，“便中途
拐彎”，過早地走到第二和第三路向上去，“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而顯得“很
不合時宜”。但他認為，中國文化雖然以前不合時宜，而“此刻卻機運到來”；因
為走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發展到今天已出現了自身無法解決的嚴重危機，必須求助
於走第二路向的中國文化。他因此斷言：在不遠的將來，第二條路向會被重新拿出
來走，“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便是梁氏的結論——一個先知
式的預言！
正是基於這一信念，梁氏進一步指出，處於轉折的關鍵時期的中國人，為迎接
中國文化重光於世，應該做到：“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第二，
對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評地把中國
原來的態度重新拿出來。”而重點又在於第三條，這“中國原來的態度”就是孔子
的人生態度，明白地說，照我的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樣再創講學之風，以孔顏的
人生為現在的青年解決他煩悶的人生問題，……若真中國的文藝復興，應當是中國
人自己人生態度的復興，那只有如我現在所說可以當得起！”[注]
這，便是梁氏為中國文化開出的救治良方！
梁氏的這一套以先驗存在的“意欲”作為邏輯前提，並以一直覺體悟的認知方
式將“意欲”的發用流行規範成三個方向。從而形成人生的三大路向及三種人生態
度，繼而相應地形成三大文化體系的致思理路，其邏輯的不周延和簡單化是顯而易
見的。他試圖以一簡約的概念去涵蓋那極為複雜而多樣化的歷史與文化，雖然能給
人以宏觀清晰的印象，但卻不免有“削足適履”之弊。但是，不管梁氏的文化理論
是多麼的簡約與主觀片面，其中理論上’的貢獻卻是無法否認的：他徹底打破了以
歐洲文化為中心的文化一無論者的迷夢，並使國人眼界大開。而他從全新的理論視
角對儒家傳統文化所賦予的深刻意涵，又使當時的任何一派文化論者都大為遜色，
這種融深邃睿智與強烈主觀情感於一體的文化理論，打破了當時“徹底否定”與
“徹底保留”的雙重迷障，從而將中西文化的論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就梁氏一生為學而言，他並非為哲學而研究哲學。作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
他的文化哲學的真正目的乃在於保存中國的文化本質，或更確切地說，保存儒家的
倫理價值，並嘗試著去開創真真正正的中國文化復興之道。正如美國學者艾愷所說：
“他將自身所遭遇到的困惑不安，投射到中國文化的困境上，把他對人類的普遍性
關懷結合到特殊的中國處境的當下問題上。”他和梁啓超、張君勱等文化保守主義
者一樣，“在實證論所隱含的決定論之外，共同致力於保存倫理道德，並且努力從
傳統的外觀下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真正意義。”
梁漱溟和他之後的新儒家學者一樣，其終極關切是探求“意義”（這裡所謂探
求意義乃指探求宇宙、人生的基本意義）。正是在這一“意義”探求過程中，他將
自己置於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流中，並將自己同文化視為一體。因此，他在追問、探
求自身的存在意義，同時也是追問、探求中國文化的意義。他探求自身的安身立命
之道，同時也就是探求民族文化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他的一生中，其終極關切的核
心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價值何在？她在整個人類文化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而她未
來的前途又如何？就在這一價值（或意義）的追問、探求過程中，一個以“為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