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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以一種近乎傳教士般的自我犧牲精神，與一批志同
道合者在山東鄒平度過了2500多個日日夜夜。在這期間，他還先後寫作並出版了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2）、《鄉村建設文集》（1934）、《鄉村
建設大意》（1936）、《鄉村建設理論》（又名《中國民族之前途》，1937）等著
作，全面而系統地闡述了鄉村建設的理論及其具體實踐方案。他試圖通過鄉村建設
這一帶有宗教意味的群眾運動，藉著創造根本的道德共識和精神凝聚，重整業已崩
潰的鄉村社區，以達到復興中國固有的倫理社會結構，挽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落後
狀況的目的。
1937年，日寇全面侵華的隆隆炮聲中斷了他那田園牧歌式的鄉建運動。一浪高
過一浪的救亡呼聲，使他再也無法沉醉於他那塊藉以恢復“聖道”的樂土，而毅然
投身於抗日救國的洪流中，開始他長達十餘年的為國事奔走的傳奇。
是年8月11日，梁在上海《大公報》上發表《怎樣應付當前的大戰》一文，提出
抗戰“要實行系統化、民主化、國力化”的觀點，並提出了實行戰時教育制度改革
的14條具體主張。8月14日，應蔣介石電邀，赴南京參加最高國防會議參議會，共商
國事。山東淪陷後，又親率山東鄉建院之學生兩百餘人投入軍事委員會戰干團第一
團，在武昌軍訓後遂組成軍委會政治部直屬第三政治大隊，開赴山東抗日。1938年
1月，梁漱溟又以“國防參議員”的特殊身份赴延安考察、訪問。他訪問延安的目的
有兩個，一是看共產黨轉變得如何，二是希望同中共領導人就實現國家進一步的統
一交換意見。在三周時間的考察訪問中，延安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極苦的
物質環境中，那裡的氣象確是活潑，精神確是發揚……事實上證明，他們是成功的。”
尤其令梁漱溟難忘的是與毛澤東的八次長談（其中兩次竟是通宵！）內容廣泛涉及
中國的現實命運與前途及未來新中國的建設問題。談話氣氛極為和諧、融洽，最後
雖未達成完全共識，卻堅定了梁氏抗戰的信心，加深了對中共的了解，相信中國共
產黨反對內戰、主張聯合抗日是堅決而真誠的。
1939年2月，梁又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與著名軍事家蔣百里一起巡歷華北華東各
山地，長達八月之久。途中歷經千辛萬苦，曾幾次與日寇遭遇，險遭不測。在這次
考察中，他痛感國共摩擦嚴重，深為統一戰線內部隱藏的危機而憂慮，尤其是1941
年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使形勢更加嚴峻，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1年3月1
9日，以梁漱溟、張瀾、黃炎培等人為首，秘密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
盟”之前身），旨在聯合各民主力量，促進國共合作與團結，黃炎培被推為主席，
梁漱溟作為發起人，既是13位中央執行委員之一，也是5個中央常委之一。1941年5
月，梁漱溟受“同盟”委派，克服重重困難，衝破國民黨設置的各種關卡，隻身一
人遠赴香港，在朋友的幫助下，創辦了同盟的機關報《光明報》，公開發表了同盟
之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宣傳同盟之政治主張。此事令國民黨大為惱火，對梁極盡
百般刁難、威脅、利誘，但梁始終不為所動。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
陷，《光明報》才被迫停刊。梁漱溟亦歷經艱險，經澳門返回桂林。
抗戰勝利後，梁漱溟二訪延安，在國共兩黨之間斡旋，希望維持國內和平。19
46年，他出任民盟秘書長，參加舊政協，並擔負起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調停人之重
任。儘管他多方奔走，盡心竭力，卻因國民黨多次背信棄義，屢起事端而終未能扭
轉政局。梁漱溟痛感和平無望，回天乏術，遂在1946年10月力辭民盟秘書長一職，
並公開宣布退出民盟，離開政治舞台，並申明從此以後對國“只言論，不行動”。
梁漱溟於11月6日離開南京，來到重慶，在他創辦的勉仁書院，一面講學授業，一面
撰寫《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冀以我對於老中國之認識，求教於世。”1949年6月，
此書寫成並正式出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面對這個歷史巨變，梁氏並未感到
不安。他自認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並為中國的前途操過心、盡過力的炎黃子
孫，一生所行，問心無愧。為此，當有人力勸其遠赴香港時，他堅決拒絕，執意留
在了大陸。
新中國並未忘記梁漱溟這位愛國人士，就在1949年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的莊嚴
時刻，周恩來還在天安門城樓上，頗有感慨地對各界朋友說：“今天梁漱溟先生沒
有來，很遺憾！”毛澤東亦有同感，並指示有關部門務必儘快把梁漱溟請到北京，
共商建國大計。
1950年1月，梁應中國共產黨之邀，離渝赴京，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但他對
道合者在山東鄒平度過了2500多個日日夜夜。在這期間，他還先後寫作並出版了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2）、《鄉村建設文集》（1934）、《鄉村
建設大意》（1936）、《鄉村建設理論》（又名《中國民族之前途》，1937）等著
作，全面而系統地闡述了鄉村建設的理論及其具體實踐方案。他試圖通過鄉村建設
這一帶有宗教意味的群眾運動，藉著創造根本的道德共識和精神凝聚，重整業已崩
潰的鄉村社區，以達到復興中國固有的倫理社會結構，挽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落後
狀況的目的。
1937年，日寇全面侵華的隆隆炮聲中斷了他那田園牧歌式的鄉建運動。一浪高
過一浪的救亡呼聲，使他再也無法沉醉於他那塊藉以恢復“聖道”的樂土，而毅然
投身於抗日救國的洪流中，開始他長達十餘年的為國事奔走的傳奇。
是年8月11日，梁在上海《大公報》上發表《怎樣應付當前的大戰》一文，提出
抗戰“要實行系統化、民主化、國力化”的觀點，並提出了實行戰時教育制度改革
的14條具體主張。8月14日，應蔣介石電邀，赴南京參加最高國防會議參議會，共商
國事。山東淪陷後，又親率山東鄉建院之學生兩百餘人投入軍事委員會戰干團第一
團，在武昌軍訓後遂組成軍委會政治部直屬第三政治大隊，開赴山東抗日。1938年
1月，梁漱溟又以“國防參議員”的特殊身份赴延安考察、訪問。他訪問延安的目的
有兩個，一是看共產黨轉變得如何，二是希望同中共領導人就實現國家進一步的統
一交換意見。在三周時間的考察訪問中，延安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極苦的
物質環境中，那裡的氣象確是活潑，精神確是發揚……事實上證明，他們是成功的。”
尤其令梁漱溟難忘的是與毛澤東的八次長談（其中兩次竟是通宵！）內容廣泛涉及
中國的現實命運與前途及未來新中國的建設問題。談話氣氛極為和諧、融洽，最後
雖未達成完全共識，卻堅定了梁氏抗戰的信心，加深了對中共的了解，相信中國共
產黨反對內戰、主張聯合抗日是堅決而真誠的。
1939年2月，梁又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與著名軍事家蔣百里一起巡歷華北華東各
山地，長達八月之久。途中歷經千辛萬苦，曾幾次與日寇遭遇，險遭不測。在這次
考察中，他痛感國共摩擦嚴重，深為統一戰線內部隱藏的危機而憂慮，尤其是1941
年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使形勢更加嚴峻，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1年3月1
9日，以梁漱溟、張瀾、黃炎培等人為首，秘密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
盟”之前身），旨在聯合各民主力量，促進國共合作與團結，黃炎培被推為主席，
梁漱溟作為發起人，既是13位中央執行委員之一，也是5個中央常委之一。1941年5
月，梁漱溟受“同盟”委派，克服重重困難，衝破國民黨設置的各種關卡，隻身一
人遠赴香港，在朋友的幫助下，創辦了同盟的機關報《光明報》，公開發表了同盟
之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宣傳同盟之政治主張。此事令國民黨大為惱火，對梁極盡
百般刁難、威脅、利誘，但梁始終不為所動。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
陷，《光明報》才被迫停刊。梁漱溟亦歷經艱險，經澳門返回桂林。
抗戰勝利後，梁漱溟二訪延安，在國共兩黨之間斡旋，希望維持國內和平。19
46年，他出任民盟秘書長，參加舊政協，並擔負起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調停人之重
任。儘管他多方奔走，盡心竭力，卻因國民黨多次背信棄義，屢起事端而終未能扭
轉政局。梁漱溟痛感和平無望，回天乏術，遂在1946年10月力辭民盟秘書長一職，
並公開宣布退出民盟，離開政治舞台，並申明從此以後對國“只言論，不行動”。
梁漱溟於11月6日離開南京，來到重慶，在他創辦的勉仁書院，一面講學授業，一面
撰寫《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冀以我對於老中國之認識，求教於世。”1949年6月，
此書寫成並正式出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面對這個歷史巨變，梁氏並未感到
不安。他自認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並為中國的前途操過心、盡過力的炎黃子
孫，一生所行，問心無愧。為此，當有人力勸其遠赴香港時，他堅決拒絕，執意留
在了大陸。
新中國並未忘記梁漱溟這位愛國人士，就在1949年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的莊嚴
時刻，周恩來還在天安門城樓上，頗有感慨地對各界朋友說：“今天梁漱溟先生沒
有來，很遺憾！”毛澤東亦有同感，並指示有關部門務必儘快把梁漱溟請到北京，
共商建國大計。
1950年1月，梁應中國共產黨之邀，離渝赴京，參加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但他對